见许冠直直地望向自己，朱慈煊沉声道：“好，就依许给事之见，我等三人先去普宁寺，见过邓凯之后，复去关索岭与蜀王世子会合。” 朱慈煊这番话，一锤定音，决定了接下来的行动。 不过朱慈煊虽然表面镇定，但他心下对于将来的规划与前景，其实并没有底。 毕竟，他只是一名穿越客，并不是万能的神仙，对于将来事物的发展，也只能做到尽人事听天命的程度。 接下来的日子，朱慈煊等人基本只呆在洞中，偶尔才会在离熊洞不远处，采集野菜，捞捕鱼获。为避免遇到清军入林巡逻之兵马，他们尽量只在密林中央活动，从不靠近密林边缘，尽可能避免被清虏发现踪迹。 有足够的烤干熊肉打底，加上每天捕获之物，三人在熊洞之中的生活，还算是应裕正常，每天波澜不惊地过下去。 户部给事中许冠来熊洞后的第七天，从云南送往北京的平西王奏报，终于送到了朝廷手中。 从云南到北京，大约有2075公里，因为清朝并无设置专业的公文传递部门，若要传递奏章，只会通过兵部便设在全国的驿道驿站系统，再由驿卒驿马完成一道道接力传递，把公文、上谕或军情咨报送往目的地。若此间的公文传递，是最普通速度来计算的话，大致要用一个月左右。 这样的速度，在史书上有真实例子来验证。 1839年1月8日至3月10日，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身份离开北京前往广州赴任的林则徐，自从朝廷受命以来，就一路不停更换船、马车、轿子等交通工具，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省，一路赶到广州上任，足足走了62天。 这便是最普通的行进速度，若是奏折的话，速度便可加快一倍。 比如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林则徐于1840年7月3日给道光帝上的奏折，写的是有关英国军舰或从广东海域北上天津的重要内容，因为没有使用“四百里加急”，直至一个整月后的8月3日才送到北京。 而若换成“四百里加急”，则需要20天，“五百里加急”则需要16天。 这般速度，在现代社会的人看来，无疑慢如蜗牛。但在清朝时代，却无疑已是老百姓难以想象的高速了。 缢杀了永历帝的平西王吴三桂，为了尽快给自己邀功请赏，特意用了最为快速也花费最高的“八百里加急”来传递奏章。 这种“八百里加急”，属于古代的特急专用传递方式，极费马匹与人力，仅用来表示最紧急情况下的信息传递。 历史上，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时，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结果不到6天，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获得叛乱的消息，就是唐军用这种所谓的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来向朝廷快速传递叛变军情。 后来，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对于这般急送军情的状况，还特意写过一首诗来感慨：“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现在用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来传送奏章，倒也足见平西王呈三桂为自己邀功的急切心态了。 所以，在朱由榔被杀的第十一天后，这封由吴三桂亲笔撰写的奏章，终于送到了清廷乾清宫中。 乾清宫，是后三宫之首，面阔9间，进深5间，高约20米。乾清宫从明朝开始，就作为皇帝的寝宫与办公间来使用。清朝入关后，在许多方面沿用明朝制度，就连皇帝寝宫都照搬照抄。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居住在乾清宫时，选择在乾清宫处理日常政务、批阅奏章、接见官员。象顺治皇帝更是在乾清宫住了17年之久，他还亲笔题写了“正大光明”匾，悬挂于乾清宫正殿，用来激励自己，夸耀功德。 现在的顾命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亦在这乾清宫中，陪着年仅八岁的小皇帝康熙一齐办公。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八，顺临皇帝去世。死前立下遗诏，指定由皇三子玄烨嗣位（即康熙皇帝），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顺治死后，四位辅政大臣曾经在顺治灵前共同盟誓，表示要同心同德，一道辅佐小皇帝玄烨。虽然这一盟誓排场隆重，表态铿锵，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这四位顾命大臣俱是各怀私心，暗结鬼胎，并不能抱成一团，忠心辅主。 具体来说，位居四辅臣之首的索尼，乃是四朝元老，位望隆重，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祸，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于过问，属于那种橡皮图章般的木偶人。 而次大臣苏克萨哈，出身不好，他属于正白旗，原本依附于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政治嗅觉灵敏的苏克萨哈，为求自保乃至搏个更大的前程，不惜反咬恩主，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大肆罗列此人罪状，因此受到顺治皇帝的青睐与重用，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二。 由于苏克萨哈此人，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过来的一个叛徒，索尼、遏必隆等人都从心里瞧不起他。至于鳌拜，他与与苏克萨哈虽为姻亲，但二人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最终这对儿女亲家的关系，反是到了宛如仇敌的地步。 至于列名第三的遏必隆，此人虽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性格软弱，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故常常附和于更为强横的鳌拜。 因此，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但由于资格老，军功高，武力强横，常常能气势夺人，渐渐得以擅权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