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成为了我们这届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员的同学。在带上红领巾的那天，自豪感油然而生，一直想着该怎么和爸爸妈妈分享这份喜悦。 在这天，家里也有个巨大的惊喜在等着我。 在大多数人家里都还是黑白电视的时候，在爸爸妈妈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时候，他们花了两千多块钱添置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爸爸妈妈花光积蓄去买彩电的这件事情，但爸爸说：“当时家电对于家的意义等同于现在的房子和车子。” 好像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我。 一跨进家门看到它的瞬间就把红领巾的事情完全抛之脑后，一整晚都守着这个宝贝，直到所有电视台都停止转播变成了一个个花花绿绿的彩色圆盘子，才不舍的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红领巾的事情。我站在爸爸妈妈面前，指着胸前红领巾说：“我可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员的哦。” 那个早上我们笑得特别开心，笑声里有爸爸妈妈对我的骄傲，有彩色电视机带来的喜悦，但最多的是我们的生活正在一步步变得更好。 周末，外公外婆带着堂姐堂弟们从乡下赶来，为了看看我们家的新电视。当电视里出现那逼真的彩色画面时，他们脸上都是一样不可思议。 后来堂姐告诉我，那时她特别羡慕生活在县城里的我。 “想买东西出门就能买到，不像我们买块橡皮都要走十里路。”堂姐说：“放学也不用去割草喂猪喂鸡，还要照顾弟弟。” “未来我一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她说的斩钉截铁。 堂姐初中毕业就去了深圳工厂，缘分眷顾了努力的她，她恋爱了。她的爱人来自香港，结婚后，堂姐便定居在了香港，在香港也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和富足的生活。她如愿过上了更好的日子。 1992年以前，我们一家三口都住在这小小的两间房里，房子很小，却装满了爱和幸福。1992年，爸爸单位新修的楼房竣工，我们便成日的扳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等待着搬新家的那天。 新家离老房子不远，搬家那天，爸爸在单位借了一辆三轮车，一趟趟来回运着，爸爸踩着三轮车，妈妈在后面扶着，我也抱着一些小东西跟着一趟趟来回跑着。家具不多，很快就搬好了。 新家对于我们，就是豪宅，有三个卧室，有客厅，有饭厅，有阳台，最重要的，还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而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小天地。 九十年代的邻里关系很纯粹，也很亲密，互帮互助。爸爸有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三个家庭经常以各种理由聚会，大人们聚拢打牌聊天，小朋友们也自然玩儿在了一起。除了我，还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认为的初恋，也就在那时懵懵懂懂的开始了。 认识的时候，我七岁，是三个孩子里最大的，他比我小半岁，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长大后在海报上看到王力宏，发现他竟长了一张明星脸。女孩子大多比男孩子发育早一些，所以不论是身高，想法还是言行举止，似乎我都显得更加“成熟”，也许正因为此，他才更愿意以我为伴而忽略更小的那个女孩子。 我们喜欢和对方一起玩耍；我们一起“排挤”彼此之外的异性；我们也会因为对方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儿而赌气；我们会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对方；我们会记住好玩儿的地方，下次再一起去；在生病的时候，也只有对方陪伴着才会乖乖吃药。 我们相互陪伴着成长，我也曾以为我们只是朋友，直到一次玩耍两人摔在了一起，近距离的四目相对我感到了害羞，他也脸红了。我才确信我们之间，或许有比朋友更加复杂一些的情愫。 异样的感觉一旦萌生，我们之间的相处就变得不自然了起来。我再也没有随心所欲的出现在他的房间，随意躺在他的身边。他也再没有邋里邋遢刚睡醒穿个短裤就跑到我的面前扒拉我的头发。也是这种不自然，逐渐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慢慢的，即使路上偶遇我们都故意低着头，假装不认识的走过，中学过后，更是形同陌路。再后来他父母离婚，跟着妈妈搬了家，我们便彻底断了联系。前几年春节，爸爸和以前的老同事们聚餐，去接爸爸回家的时候碰上了同样来接爸爸回家的他。 “小时候多要好，长大了还不联系了。”他的爸爸说。 我的爸爸也在一旁附和着：“赶紧的，电话留下，以后要多走动。”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但却一直没有联系过。 也许是在不懂得感情的时候有多亲密，在懂得感情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多尴尬吧。 长大后，朋友想听我初恋的故事，当我讲起这段，大家都说：“小屁孩的故事，怎么可能算的上初恋。” 可正是这懵懂、青涩又说不清的丝丝绕绕，根深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初恋。 新家的楼下住着的女孩儿，是一起从老房子搬过来的好朋友，我们年纪相当，还在襁褓里，妈妈们都经常把我俩放在一块儿，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学。 我们曾偷吃邻居家的红烧肉还躲到角落听邻居的谩骂；我们一起偷穿大人的衣服还学着他们的模样去菜市场假装讨价还价；我们看了新白娘子传奇，学着媚娘一样每日祭拜白素贞，希望起身转一圈后也能变得那么美丽；我们知道蜻蜓是益虫，所以会捡起路边蜻蜓的尸体拿到花园里掩埋，并给它插上三根树枝；我们一起藏在大油桶后面舔着同一根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