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BJ，一切都很新奇。爸爸答应在我们开学之前，带全家“认识认识”BJ。这样，我们突击般地参观游览了故宫，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也自然而然地接触了BJ的各色人等。我觉得BJ人很朴实热情，刚到BJ，免不了经常要问路，BJ人真热情，恨不得把你送到家门口。在朝内市场等公众场合，到处可见诸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标语。处处感受到人心都是热腾腾的。整个城市非常清洁，那怕是最偏僻的小胡同，也清扫得见不到一张废纸。治安更不用说，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与武汉那略显强悍的风气比较起来，我更喜欢BJ这平和的民风。 妈妈已是天天在敦促我们学说BJ话了。她说，普通话多好听，多柔和，HB话又生硬，又难听，快不要说了。是的，武汉人不管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一开口总是好带着骂骂咧咧的腔调，我记得在我们住的宿舍大院里，那些战士啦，叔叔伯伯们啦，可能不少是行伍出身的人，工余之时聚在一起打起扑克来，总是拍一张牌带一声骂，和我家习惯的吴侬软语实在是差之千里。可是我们这些孩子，说惯了湖北话，一时还改不了口。 妈妈在忙着为我们选择学校。BJ的中学分男校，女校和男女合校。为了便于照顾我们这两个上中学的儿女，她为我和哥哥选择了离家最近的男女合校---BJ六十一中。我因家庭搬迁，没赶上升学考试，还得参加一次BJ市的升学补考。 一天，我来到史家胡同小学，参加补考。一进学校，就被各地方言包围了，哈，到这里来补考的全是来自各地的应届小学毕业生。男男女女，叽里哇啦，操着各种方言，好不热闹。与我同桌的一位女生来自浙江，也是随家庭搬迁到京不久。后来，在国庆十周年大庆的游行队伍中，我们在各自学校的队伍中首尾相接，意外相逢，才知道她考上了女十二中。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我和哥哥一齐跨入了BJ六十一中的校门，哥哥读初二，我读初一，开始了BJ的中学生活。 刚一上学，我就遇到了麻烦。BJ话虽然好听，我却不能完全听懂，经常听不全老师的话。同学和我说话，我也往往要回问一句“什么？”我的前排是一位顽皮的男生，长得又矮又胖，绰号叫小皮球，他总是冲我扮着鬼脸用刚学的俄语说：“什多？”(俄语“什么”)害得我轻易不敢开口。在环境的逼迫下，我下决心快快掌握普通话，回到家里也不再说湖北话了。 五八年全国正处在大YUE进的热潮中，我们初中生很快投入到这个热火朝天的活动之中。学校停课了，老师去砌炼钢炉，而我们，先是回家收集废铜烂铁，家里搜刮光了，又分成三五人一组到处去拣。一直拣到东直门外的苇子坑。我们忙中偷闲，拔起芦苇根放在嘴里，贪婪地吸吮清凉的苇汁，临走还拔上一把，据说可以回家煮甜水喝，可去暑气啦！ 全城都在炼钢，全城都在拣铁，哪有那么多可拣的呀。我们又回到学校，抡起小铁锤将废铁砸扁，为炼钢做准备工作。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男老师，据说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他身材高大结实，红红的脸盘，总是笑嘻嘻的。他是我们的司炉，这时已被炉火熏得黑呼呼的，成天强睁着一双疲倦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在炉前忙个不停。他是又拿出了抗美援朝的英勇气概来对付新的敌人—土高炉了。我们则举个从家里找来的铁锤，奋力地不停地砸废铁，手腕砸累了，酸得没个准了，把手指砸得鲜血淋漓，但谁也不叫疼，还常常跟着广播喇叭大唱一通：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全国一齐大YUE进，开山劈岭改江河…千斤乡要实现在全中国，嘿，齐唱胜利歌！ 为了连续作战，我们把行李搬到学校。所谓行李，不过是一个铺盖卷加上洗漱用品。天黑了，干累了，就把教室的桌椅一并，倒头大睡，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不过，有时也有例外，碰到食堂吃茴香馅的包子，我就不得不抱着包子往家跑，因为我从来不吃茴香呀芹菜之类口味怪的东西，只好回去和弟妹们换饭吃。他们争着和我换，因为家里难得吃包子，更何况是茴香馅的。妈妈站在一旁笑着说：“美美和我一样，现在不吃，等结婚以后就都吃了。”这话听来很怪，也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子的一个角落里，若干年后还真让妈妈说准了。 一阵轰轰烈烈过去，也搞不清炼了多少钢啊铁的，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这时天气渐冷，我突然发现BJ的中学生不穿花裤子。糟糕，我的长裤全是花的宽背带裤，这在武汉属于时髦的样式。我这个少有的外地学生，不能再让同学们看西洋景了，只好催着妈妈快给我赶做西装裤。这可苦了妈妈，七个孩子，光上学的就有四个，个个都要制新装。我只有耐心等待。结果，我还是出了洋相。直到初三毕业时，别的班的老师还指着我说：“你不就是那个十一月份还穿裙子的南方小姑娘吗？全校独一份啊!”好在那年也确实冷得晚，可能是全国都在大炼钢铁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