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我们全家—爸爸妈妈，兄妹七人，还有四阿姨，浩浩荡荡一行十人，告别了武汉，开始了北上的旅途。弟弟妹妹们刚上火车的新鲜劲过去了，妹妹们忙着瓜分各种点心糖果，弟弟则趁机抢占最佳铺位—上铺，据说是抢占制高点，视窗的位置终于可以归大哥和我所有了。 我贪婪地盯着窗外，那一闪而过的绿树，那一座座山头，一个个涵洞，都是那么新鲜。铁路两旁，城镇月台，随处可见大红标语，或是横幅，或是标牌，写的都是高举三面红旗，大YUE进万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还常常看到敲锣打鼓送喜报的队伍。爸爸说：“那里的人们又放了卫星。”“什么叫放卫星？”我好奇地问。爸爸耐心地解释说：“现在全国都在大YUE进，比谁的贡献大，只要创造了新成绩，比如粮食亩产千斤，就叫放卫星。”噢，原来如此，我打心眼里佩服那些放卫星的人们。 到了夜里，车窗外更是别有一番景致。黑黝黝的原野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火光，爸爸说，这是炼钢的小高炉，全国人民都在为完成1070万吨钢铁而日夜鏖战。爸爸还告诉我们，日本已达到人均一吨钢铁的产量，我们泱泱大国，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钢铁产量差得远呢! 夜深了，在爸爸妈妈的催促下，我钻进了卧铺，却迟迟睡不着觉。我被大人们的兴奋心情和窗外的大YUE进气氛所感染，也为自己年龄太小，赶不上这股子热闹而遗憾。 火车快到黄河了，老天爷却捣起乱来，又是下雨，又是闹大水，我们这列火车不知在什么地方停了好久，终于过不了黄河，被迫改道陇海线，津浦线北上。 这下子可惨了，餐车准备的食品饮水全都不够供应，大概也无法补给，只好让大家饿着肚子进BJ。大人不用说，忍得过去，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也老老实实地躺在卧铺上，没情绪折腾了，可不到两岁的小妹妹不管那一套，又饿又渴，一个劲儿地哭闹，把爸爸妈妈搞得没有办法，好在只大一岁的四妹华华，大约生性是个乖乖的小山羊(她属羊)，没有加入小妹的啦啦队。 BJ终于到了，一见到部队来接站的叔叔，爸爸立刻要求先带全家去吃饭。汽车出了前门车站，很快路过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广场还没有如今这么宽广，可是这是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呀，我迫不及待地趴在车窗上看啊看。 我们被带到朝阳门内一个据说有名的山西刀削面馆，只见削面师傅头顶一大块白面，双手举着两把刀飞快地在头上的面块上一通猛削，那一条条面就落进开水锅中，转眼间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端上来了，呵！这么宽！我从没见过这么粗的面条。在南方长到这么大，由于每天吃的都是米饭，稀饭，泡饭，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很想换口味，可是只有过生日才会吃到可口的又细又长的长寿鸡蛋面。所以每年一换月份牌(年历)，我们这帮孩子总是赶忙把全家每个人的生日都用红笔在那一页上划出来，甚至还折个角，生怕错过了吃寿面的机会。现在虽然饥肠辘辘，看着比筷子还宽的面条，嗓子眼怎么也咽不下去，只好胡乱喝了些面条汤。从此以后，我和山西刀削面绝了缘。现在想来，可能这位干部是山西人，刀削面自然是他心目中很好吃的主食啦。 少吃点无所谓，我急着见识新家。 汽车又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在胡同里七拐八弯，终于停了下来。啊，这是一个典型的BJ平房大院。上了一个平缓的水泥斜坡，迎面是一大一小两个门，进得门来，贴墙一溜平房，左手第一间是个收发室，东西北面的三趟平房都有高高的台阶，讲究的木格门窗，中间围成一个大大的青砖铺地的天井；前后两进院落，都是十分严谨整齐的格局。我们的家位于第二进后面东南角的一溜儿四间平房。从这溜房子在大院的位置和低矮单薄的门窗结构，可以想到过去这里大概是下人的住处。后来妈妈告诉我，当时部队一下子腾不出能给我们这个十口之家住的地方，只好先把我们全家暂时安置在总后军需被服所的这个职工宿舍中，等在新BJ（当时人们管五棵松一带正在建设的解放军三大总部所在地叫新BJ，那里本是一片茺芜的坟地）建造的解放军三大总部建好后，再让我们搬到新的营房里。 这个地名叫DC区仓南胡同甲一号的大院外表看起来不起眼，原本却是北洋军阀段琪瑞的府第，俗称老段府。怪不得青砖砌就的丈余高墙，比周围的一般平房高出许多。穿过大院的左厢房，还有一个早已茺芜的大花园，成了大院孩子们踢球玩耍的好去处。每年到了春夏时节，这里总会窜出一些我叫不上来名字的小花，在杂草中默默开放，吸引了我的眼球。 斜对面的另一个大院，则是段琪瑞的官邸，房顶上有一尊鹰爪执球展翅俯瞰的老鹰雕像，俗称“大鹰里”，如今是解放军总参二部的办公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