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兴奋的是，我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这时我已是五年级的小学生！这么晚才加入少先队，这可不怪我。之前我读的是私立小学，没有少先队组织。 在少先队组织中，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参加除四害，讲卫生活动。那时全国掀起了这个运动，老师告诉我们，麻雀每年夺走我们大量粮食，是害鸟。男孩子都做了弹弓，围剿麻雀，最热闹的是，人们举起各种棍棒脸盆，有些人甚至爬到房顶上，一齐哄赶，累得可怜的麻雀无处可飞，终于一头栽到地上。那阵儿，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多了一道好菜。我们女孩子主要是去打苍蝇，挖蝇蛹，大家比谁交的苍蝇多，我们可投入啦，专找大粪坑，因为那里苍蝇多，我们把打到的苍蝇小心翼翼的放在小火柴盒里，数好数，交到老师手中，有时干到天黑还舍不得回家。 后来，又一个轰动武汉的活动吸引了我，那是日本在武汉举办的工业品展览会，门票很抢手，我有幸和爸爸去看了展览，还抽签买了两件展品，一个黄澄澄的小铝锅和一个浅绿色的泡沫塑料小兔。现在这些东西就太普通了，但在当时，我们国家就生产不出来，还要抓阄才有买的机会。爸爸边给我讲解展览的产品，边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为我们国家早日自己造出更好的产品做好准备。在爸爸的鼓励下，我幼小的心中产生了蒙蒙胧胧的责任感，也许我日后选择工科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也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吧。 转眼到了一九五八年，在我刚拿到小学毕业文凭的时候，我家又要搬了。 这回搬得可远。爸爸奉总后勤部调令，到BJ总后生产部军需工业研究所主持玻璃钢合成纤维等科研工作。BJ，是新中国的首都，这个人人向往的地方，我们要去了! 离开武汉之前，协伯伯，项伯伯和我家三家相约，一起到刚建成不久的武汉长江大桥游玩，也算是为爸爸饯行。 车开到桥头堡，我们一行兴致勃勃地漫步桥上，这是一座“天堑变通途”的了不起的工程，刚刚完工通车不久，爸爸和伯伯们边走边聊，我们这群孩子在桥上跑前跑后，一会儿看江面上轮船鸣笛而过，一会儿又大喊看渔翁驾船打鱼!尤其那船头鱼鹰时而一个猛子扎入水下，转眼间嘴叼一尾活鱼飞回船头，吐鱼入仓，惹得我们拍手喝彩。长江大桥桥身两侧的栏杆以形象各异的花鸟图案雕饰，我们争着数有多少只鸟，数着数着，全都成了老白薯(数)-----没一个数得清! 蹦着跳着，我忽然发现一个怪事，桥面每隔一段，就有一条断缝，从缝口看下去，是滔滔江水。这是怎么回事？我跑去问爸爸，爸爸说：“这是因为桥身太长，随着天气变化等原因，桥面会热涨冷缩，造成桥面变形，所以要预先留下伸缩缝。”我听了还是不放心，又问：“那这样长的火车汽车在桥上震得这么厉害，大桥不会震散吗？”爸爸摸着我的头笑了：“傻孩子，这个缝留多大是经过苏联专家精确计算的，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你爱动脑筋就好。你好好学习数理化，以后就明白了。”听了爸爸这番话，我才放心地跑开了。是啊，五十年代，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苏联老大哥在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苏联老大哥把关，我这个毛头丫头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就这样，边看边玩，热热闹闹，很快走完大桥，来到武昌岸上的小坡上，大人坐下来休息闲话，我们胡乱地在嘴里塞了些点心水果，又跑到江边玩去了。我很想再看看蛇山上的两处景点—珞珈山上苏联空军击落的日本飞机和屈原的行吟阁。 那是我家刚到武汉不久，爸爸说要带我们到武昌的珞珈山去玩，我一听可高兴了，因为我最喜欢到大自然中去放风。 那时从汉口去武昌，隔着一条长江，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要乘小船摆渡，在江面上随浪起伏，真有点怕人。可是难得爸爸有空陪我们玩，我还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忍着一阵阵恶心，盼到了对岸。 沿山蜿蜒而行，就到了武汉大学。这是一所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依山而建，好大的一片，没有固定的围墙。我们穿行其间，时不时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或携书而过，或埋首于书卷之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学学府，大概是感受到著名学府的神秘，深邃，我们几个孩子也情不自禁地收声敛性，不再嘻嘻哈哈，大声喧哗了。 看到我们好奇的样子，妈妈抓住机会教育我们：“看人家念大学，多有学问，将来可以为国家做大事。你们要是从现在就好好念书，就有机会和他们一样当大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