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就在大院最里边，是几排新盖的工房，只有两三层高，是那种单面有房间，开放式楼道的普通红砖楼房，我家住二楼，楼梯右转一排四大间。 生活区有个后门，出去是一个大菜场。后门只在清早开放，方便家属买菜。其实从后门出去学校就很近了，但我们还得走前门。 我转学到礄口路小学读书。这是一所公立小学，和私立立文小学不同的是，同班同学的年龄相差甚多，最大的已有十七八岁，班上时不时有人起哄说某某男生和某某女生相好了，我对这些没有兴趣。那时我只有十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我只和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子玩。 武汉是个两江（长江汉水）交汇，三镇雄踞的水陆码头，从事运输，小买卖的人颇多。我的新同学差不多都出身于平民家庭，男同学起名运涛，水生等，一听就是来自船上人家。记得有位姓周的女同学，她家炸的油条，面窝特好吃。奇怪的是她妈妈的眼睫毛倒长，我常常看到她给妈妈翻开上下眼皮拔倒长的眼睫毛。这是一个脾气十分泼辣的女同学，老师把我们编在一个课外学习小组，地点就在我家。有一次，我们正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她竟然凶巴巴地跳起来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把我吓了一大跳。 很快，我结识了一位比我大三四岁的女生，可以说她是使我爱上了画画儿的启蒙老师。她高高的个子，干干瘦瘦，在她的书本里凡有空白的地方，都画上了古装人物，而且十分逼真，就像小人书一样，我很佩服她。为了向她学画，我去了她家。那是一间不算小的木板房，四壁全用报纸糊上，贴了几张发黄的年画—自然也是古装仕女一类的。除此之外，就都是她的大作。一幅幅钢笔画铅笔画，全是才子佳人或武士之类，尤以仕女为多。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家还有别的人，听她说是和哥哥住在一起。 我很用心地跟她学起画来，她也愿意教我这个小妹妹。有一阵子，为了学画，我在课后经常泡在小人书店里，尽租些红楼梦聊斋之类小画书，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我的课本空白之处也开始出现了我的作品。直到有一天，不知怎么叫爸爸看到了一幅我画在课本背面的才子佳人画，爸爸皱起了眉头说：“怎么尽画这些啊！”爸爸从来不粗声大嗓批评我们，这种表情，这种语气，就够我受的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书上乱画了，但爱画美女的习惯则成为保留节目，一直延续到整个中学时代，只是不再画才子了。 那时的卫生条件差，差不多人人都有沙眼，我的“启蒙老师”说，她常常把眼珠取出来用清水冲洗，我还真信了，也悄悄试着想把自己的眼珠取出来洗洗，幸亏实在下不了手，没干出什么傻事来，但那时我可是相信她是做得到的。小学的我实在贪玩，又爱看闲书(爸爸的评语)，学习成绩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般般，反正不用功，也不担心留级。老师看我年纪小，也不怎么管我。 我的班主任是位独居的中年女教师，微微发胖的体态，圆圆的脸上架着一付圈圈不少的眼镜。不知为什么，她挺喜欢我，让我到她的宿舍去玩，还给我吃她做的西红柿拌白糖，我每次去她都拿这个招待我，还说这很有营养。我想，她的脸总是白里透红，一定是常年吃西红柿拌白糖的缘故。直到现在，我已是三代同堂的人，我家的餐桌上也常常会有这一道甜食，我还是挺能受人影响的吧! 我虽然贪玩，但是上课从来不捣乱。可有一次，我出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大洋相。那是在地理课上。地理老师是位剃着鲁迅式的平头，总是身着深色长衫的老先生。那时先生上课可以坐着。记得他用沉重的语调讲到“旧中国一盘散沙”时，眼睛微闭，眼角含泪，宽大的衣袖里伸出颤抖的手，合著脑袋晃动的节拍，在桌前划着圆圈儿。我从心底里敬重这位怀着深厚爱国情意的老先生，可我偏偏在他的课上出了洋相。 那是在讲到祖国的山川河流时，我被提问了，问题是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多少？这个要命的问题我偏偏不会，吞吞吐吐地连蒙了几个数字都不对。老先生很耐心，又让我到黑板上挂的大地图上来看。倒霉的是我连它在地图的什么位置都指不出来，更找不到它的标高了。全班同学都看着我，我心里越急，越迷糊，最后还是先生给我指了出来。 这一回我可丢尽了脸。回到座位，忍不住趴在课桌上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也顾不得在不在上课了。老师的涵养真好，他始终都在启发我，慈爱地安慰我，一句训斥都没有。我永远忘不了我的慈爱的地理老师，也永远记住了这个要命的中国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