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时，警方还原了作案过程。
1974年12月16日星期一，受害者在傍晚将近18点半时进入安美雪糕店向当时正在值班的嫌犯借电话，或许也买了雪糕吃。
她在阁楼里打了电话给陈冰冰，下楼离去前，嫌犯临时起意试图强奸受害者，引起她的反抗。受害者挣扎着想逃走时，嫌犯用右手臂从受害者背后一把勒住她的脖子，同时掩着嘴不让她发出喊叫，但没想到一时用力过度勒死了她。
接着嫌犯回到楼下店铺继续值班。
经过几个小时的考虑，他在值班结束后回到阁楼上的工场，脱去受害者的衣物，并消灭指纹等证据。
警方认为，嫌犯用工场里的电焊器燃烧受害者下体，还切除（或切开）了乳房，故意造成假线索，让警方误认为这是一起色(se）情变态犯下的命案。
最后，嫌犯找来了这只纸箱，可能是在附近垃圾站里找到的，并将死者放在纸箱里，以塑胶绳子捆绑、固定纸箱。
由于纸箱很沉，嫌犯无法单独抬起，又怕箱子底部磨破，所以也不能拖行很远的距离。于是，他只能将纸箱丢弃于雪糕店隔壁的兽医诊所前。
为什么丢在兽医诊所前而不是别处呢？因为嫌犯希望发现纸箱的人以为里头装的是猫、狗的尸体，便原封不动地运送去垃圾炉焚化。
而嫌犯在到家前已经丢弃了死者衣物以及其他物件，也有可能是丢在垃圾站里。
除了同时出现在纸箱里/工场里的铜线、红色电线胶布、油漆微粒、以及纸质相同的白色纸条，警方还提出在阁楼工厂里发现一撮女性毛发，警方称是受害者头发，但是当时并没有DNA科技可验证，也没有看到任何报道提到验血型比对。
最重要的是，在受害者左手的指甲里残留269条织物纤维，这与欧阳一件西装外套上的7条纤维吻合。
但欧阳称，他当天并没有穿那件西装。经理则不记得案发那天欧阳穿什么衣服。
欧阳的律师问，要如何证明死者指甲里发现的织物纤维来自嫌犯呢？就算受害者曾在阁楼工场里停留过，也可能是她恰巧接触到嫌犯先前到工场里、无意间留下的纤维。
对此警方反驳道，欧阳供称他曾多次进入工场进行维修，那应该会留下其他衣服的纤维，而不单单是只留下那件西装的纤维，还恰巧留在受害者身上。
更重要的是，织物纤维是留在指甲里的，这表示受害者死前曾经激烈挣扎过，在抓的过程中，指甲里才会留下嫌犯衣服上的织物纤维。
那么会不会有其他人潜入阁楼呢？
经理表示可以确定没有人潜入公司行窃。警方也认为不可能是其他人在受害者死亡时间内潜入雪糕店、杀死受害者者。
因为雪糕店后门一直都是上锁的，而从前门进入一共要经过三道不同的锁，而且分别需要用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而那几天门锁是完好的，并没有被撬开、被外人侵入的迹象。
公司有16名职员，其中有8个人有这三道锁的钥匙，包括嫌犯。其他的人经过排查，确定没有嫌疑。
所以根据这些证据，警方认为欧阳就是凶手。
尽管如此，也有利于欧阳的证据。
一，纸箱上没有找到欧阳的指纹。纸箱长时间在街上摆置，经过保洁员、兽医诊所职员等其他人碰触，但就是找不到阳的指纹。
二，阁楼工厂里没有卞钰英的指纹，也找不到受害者的衣物。
三，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能证明嫌犯与受害者确实接触过。
4，判决与不离不弃的妻子
经过17天的审讯，5男2女陪审团冗长的审议，以及宣读了45分钟的13页判决书，欧阳于1975年11月3日被判死刑。他一踏出法院，便大声对记者说：“我没有杀人，全是警方嫁祸我的。光头汉收买那两个女证人。”（这两个证人等一下会介绍。）
在狱中的欧阳曾计划绝食，以表清白，但被妻子和家人劝阻。坚信丈夫清白的李金凤，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抱着年幼的女儿召开记者会，替丈夫喊冤，展开了一连串的奋战。
经上诉，案件在1976年3月24日获得重审。张妻请来了著名的胡宏烈律师为丈夫辩护。但5月20日重审上诉失败，欧阳再次成为死刑犯。
同年8月7日欧阳第二次上诉失败，这次的辩护律师是御用律师贝祺纳，亦是鼎鼎有名。判决宣布后，欧阳在法院里呼喊着：“法院虽判我有罪，但我内心是无罪。这件事是警方冤枉我。”
同年8月7日，欧阳第三次被判死刑。妻子不屈不挠，在汤家华律师的协助下，接着上诉到鹰国伦敦枢密院。根据报道称，她曾接到一封署名“抱不平的人”的信，信里称凶手另有其人。
尽管她公开呼吁、请求此人出面，但并没有下文。
1976年12月10日，鹰国伦敦枢密院驳回此案，维持原判。
妻子接着到法律援助署请求援助，署长梅恩接见了她。会谈后，李金凤对记者称，署长凯恩表示，法律援助署已经尽力，无法再给予援助。
1977年2月9日，港督会同行政局赦免了欧阳的死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