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自无不可，弓长当即便告退去准备，不一会儿，花园一座假山后转出一个人来，正是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一脸凝重的看着弓长离去的方向：“父亲，这鸟厮.....没安好心。”
“额如何不知？搞什么佛职、鼓动百姓入他的圆顿教，他圆顿教自成体系，而额既然成了佛，就不能在百姓教众面前多露脸，到时候百姓教众是听额的，还是听他这个教主的？”张献忠冷笑着，朝孙可望摆了摆手：“你安心，额有分寸，打了这么多年雁，不会让一只小麻雀啄瞎了。”
孙可望点点头没有说话，张献忠又看向池塘里的鲤鱼，说道：“你们四个里头，你年纪最大最沉稳，平日里也常替额管着献营的杂务钱粮、功赏惩罚，额最信任的便是你，这奉献票的事不能让天真和尚他们去管，收了多少钱粮都不知道，你要抓起来，只要钱粮抓在咱们手里，他天真和尚又不是真神仙，翻不了天的。”
“孩儿知道了.....”孙可望犹豫了一阵，劝道：“义父，这奉献票的法子，就是个竭泽而渔的法子，百姓本就困苦，若是再因为这奉献票把仅剩的家财缴了，短时间内或许还能靠什么无生老母救世的希望撑着，时间一长......怕是会有大乱的。”
“此事额也清楚，但咱们缺的就是时间啊！”张献忠长长叹了口气：“你那营庄制的法子，额仔细看过了，是个好法子，但要有收益，起码也得等明年了，而武乡军.....他们不会等到明年才入川的！”
张献忠欲以成都府为根据地，只能改变以往的劫掠和拷饷措施，转型成治理地方的官府，因此在竹菌坪大胜之后，张献忠便开始让献营的文武官员献策献计，规划之后对成都府乃至整个四川的治理方法。
孙可望便呈上了他的“营庄制”，简而言之，便是把成都府的田地无论官民统统没收划分，设置营庄管理，献部委派管庄人员管理田地，直接从百姓手上征收五成税粮，分一成给地主官绅。
孙可望的营庄制参考了大熙的农税制度，一方面地主官绅存在的现实在如今土地收益和稳定性远远高于其他产业的时候是根本没法彻底改变的，在工业革命培养起大量不依赖于土地聚敛财富的新兴资本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之前，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把地主官绅阶层彻底消灭，就算消灭了一批，也会有另一批地主官绅再成长起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发生质的变化，上层的结构自然也不会发生质的变化。
所以大熙如今的农税政策，采取的是承认地主官绅存在的现实，但是打击大地主和豪门，对中小地主在租贷标准、田地规模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对分田后的农户自耕农则由户部直接委派官员统一征税，而地主官绅家的佃户，大熙则采取永佃制，只要佃户耕种五年以上，则佃户便拥有永久承佃此片田地的权利，地主官绅拥有此田地的所有权，可以按制收租，佃户则拥有此田地的永久经营权，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去经营耕种。
从大地主豪门和明国宗室那没收的田土，除了给百姓军卒分田之外，其余的则全数充入公田，委派专员统一管理，承租公田的农户也采用永佃制，实际上便是大熙朝廷做了最大的地主。
孙可望的营庄制在大熙的公田制上更进一步，不给地主保留私人田地，也不给百姓分田，全数充入营庄之中，他这样的做法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做的调整，大熙占领的湖广、江西等地除了那些大地主和明廷藩宗，还有不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还有梅之焕这种心向大熙的前明官吏，大熙得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成都府经过两百年兼并，田土大多成了蜀藩的藩产，地主大多是蜀藩的宗室，耕种的农家也大多是蜀藩的佃户。
这些田土喂饱了蜀藩的宗室，这些佃户们却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和租贷，如今孙可望要将这些田土统统没收，佃户们反倒以无田为庆，没了田地，压在他们身上的祖贷自然也就免了。
对四川的中小地主来说，营庄制也免了他们征收租贷的成本，只需坐在家中等着征税完毕后分润钱财便行。
孙可望的营庄制实际上和大熙的土地政策差不多，承认了地主对土地私有的现实，但通过分割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和生产权的方式，对地主土地的私有权进行了干预、限制和一部分的剥夺。
但孙可望毕竟还有着时代的局限性，虽然参考了大熙的土地政策，但并没有理解吴成对土地政策改革的深意，打击限制地主豪门、施行公田、直接征税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让田地的收益降到无利可图的位置，当购买田地赚不到钱后，那些地主官绅手中的闲钱就会涌向其他方面进行投资。
而吴成在广东所做的努力和未来开海的规划，还有对江西、佛山等地手工业的扶持和三年免税的商业扶持，乃至于如今正在扩大发行的粮票，都是为了之后引导这些热钱涌向工商产业和海外投资的道路上来。
资本、市场、劳力，是工业发展的三个关键要素，明末的中土流民遍地，并不缺乏劳力，驱逐占据海贸航道的欧洲人之后，广阔的南洋诸国就足以满足明末手工业的市场需求，唯一缺乏的便是资本，田土产出的稳定和高回报率，让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