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亲自将宋献策送出门外，吩咐亲兵去营中给宋献策安排住处，站在台阶上，看着宋献策离去的背影，听着远处隐隐约约的唱戏声，身子有些抑制不住打颤抖着。
绵长鹤把马牵来，见吴成这副模样，有些疑惑的挠了挠头，问道：“成哥，那宋先生讲了一堆‘礼’啊、‘义’啊什么的，俺也没听懂，那些话很有用嘛？”
“何止有用？宋先生那番话已经不是普通的献策了，是在构筑我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吴成长长吐了口气，笑着摇了摇头：“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十八子主神器’，这位宋先生确实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政权合法性简而言之便是统治者的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合理和符合道义的，是古今中外历代政权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宋运告终而有元入中国为天下主，今运亦终，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如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如李自成的“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都是在构筑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此即为“正统”，亦为“天命”。
合法性越高，民众对统治的服从度也就越深，政权就越稳定，合法性过低，便会直接威胁统治的根基。
历史上的宋献策投奔李自成之后，为李自成贡献了不少谶语，最著名的便是那句“十八子主神器”，这些谶语实际上也是在帮助李自成构建闯军政权的合法性。
李自成起自流寇，为了生存屠戮良善、劫掠百姓的事也不是没干过，又是坚定反明的反贼，他没法像朱元璋那样把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承袭于宋元前朝，也无法像汉唐那般走安民护民的路子，更不可能如那些割据军阀一般直接摆烂，将政权的合法性归结于兵强马壮之上。
所以宋献策为他寻了另一条路，即“天人感应、天命所归”，无论是“十八子主神器”，还是其他的谶语都是在强化李自成“天命真主”的概念，闯军政权的合法性，便来自上天的天命。
而武乡义军却不同，武乡义军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充当合法政府去的，是一支安民救民的军队、一个提供稳定秩序的政权，不像李自成那般背上流寇的负担，所以在这个时空里，宋献策没有将那些鬼神谶语弄出来，而是直接从孔孟之道下手，用儒家来为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奠基！
这对吴成来说是个天大的惊喜，后世伟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不可能一直靠着“枪杆子”，必然是要有一系列成体系的理论作为地基来指导政权的行动、明确政权的奋斗目标和维系方式，而这些理论往往就发源于政权的合法性上。
武乡义军不像大明，大明的政权合法性和理论体系承袭了华夏数千年发展下来的纲常伦理、礼教清规，体系完善、理论扎实庞杂，武乡义军的“倡义救民”、“一切为了百姓、一切依靠百姓”等理论，要么只是一件粗浅的口号，要么是行为施政的措施，零零散散，并没有构筑起完善的理论体系，不成体系，武乡义军自然就称不上一个完善的合法政权。
吴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也没办法，时代不同、生产力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大明又没经历后世几近亡国灭种、百年屈辱之祸，后世的理论体系不可能照搬到这个时代来，必须要结合大明现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
但他对儒学经史可谓一窍不通，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能力，手底下几个读书人，杜魏石是个比他还激进的反贼，连孔孟二圣都看不上，让他帮忙改造，没准直接掀了天下读书人的桌。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掀读书人桌的政权，后世的太平天国便以基督教掀孔孟的桌，结果便是天下读书人和他们不死不休，宁助满清也不愿助同为汉人的太平天国。
武乡义军不是神仙，吴成更没有系统外挂可用，在工业革命培养起大量新贵、市民阶层前，这读书人的桌他还真掀不动。
除了杜魏石，洪磊是从吏员提拔上来的佐贰官，儒学经史指不定还没吴成了解的多，武老知县退隐乡林，而且年纪太大了，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弄这些麻烦事。
所以吴成也只能暂时把此事搁置，等着日后撞大运，有大儒名士来投，再将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和理论体系整合规划一番。
如今这大运还真撞进了吴成怀里，大明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上，而纲常伦理则发源于孔孟儒家，宋献策直接扯了孔孟的大旗为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奠基，这是对大明的釜底抽薪，是在掘大明存在的根基。
朱元璋以“宋运终而继之于元、元运终而中国无主”为由立国称帝，“承宋元之统而袭中国皇帝”，走的是正经的君臣纲常的路子，而宋献策却是直接从根本上否定了纲常伦理，认为纲常伦理扭曲了孔孟二圣的思想，根本不能算儒家的正统思潮，从朱元璋以降，明代两百余年推崇的君臣父子、纲常礼教全是走了歪路。
宋献策将孔孟之道归结为“仁”，要实现孔孟之道，就要尊“礼义”，尊“礼义”便要爱民护民，尊礼义、行仁道者，才是天命之主、正统之国、中国之“王”！
如今天下还能有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