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暗暗一叹，抖擞精神，答道：“陛下慧眼，先易后难确实是臣专为对付流寇匪贼而制定的策略。”
“陛下，流寇匪贼数十部，诸部有大有小、有弱有强，有死硬到底的，也有欲受抚投诚的，不可一概而论，当针对各贼采取不同的策略，先易后难，逐步扫除诸贼、孤立巨寇，然后可集中军力围剿之。”
“诸部反贼之中，如今以武乡贼、闯贼、张贼三部最为猖獗，其中武乡贼植根于沁州，实力最强，闯贼盘踞辽州，实力次之，张献忠张贼只占据一些小县，尚处于流动造乱的状态，实力最弱，其余贼寇，要么是流窜四方的流寇，要么是势单力薄、兵弱人少的匪盗，一支精兵便能尽剿之，不足为虑。”
“故而朝廷首要打击之目标，就当放在这些势单力薄的匪盗流寇之上，一则无需耗费太多人力军力和钱粮便可收获功效，二则此类盗匪流寇战力不济，不能给官军造成巨大伤亡，正好借此练兵，三则此类盗匪流寇力量弱小，故而易将其逼入绝境，穷则思变，待其势穷，便能效王自用之事招抚之，借其军力壮大官军，三则荡平此类贼寇，亦能孤立武乡贼等巨寇，朝廷也能集中精力对付他们。”
“对付三大巨寇，亦当行先易后难之策，张贼无稳固的州府地盘，可先逐灭之，闯贼新踞辽州，根基不稳，攻破辽州，便能逐灭之，武乡贼扎根沁州日久，乡野小民也对其笃信颇深，此贼最难对付，必须分割其与其余巨寇的联系，集结数十万兵马四面围攻，除了沁州三城，四野乡寨也要清理一遍，否则不能将其连根拔起，要平灭此贼，朝廷也要积蓄足够的实力，故而此贼当留待最后再处置。”
“武乡贼.....如此难对付？”崇祯自言自语了一句，问道：“先易后难，此策倒是有些道理，但若是放任其不管，日后岂不是制无可制？”
“陛下，先易后难之策，不是放任巨寇不管，而是在和他们抢时间，要对付这些巨寇，朝廷没有十余万可战之兵、数百万粮饷准备、数年攻伐拉锯是绝不可能的，朝廷也需要时间积蓄力量，在此期间，自然也得想方设法的削弱贼寇！”杨嗣昌解释道：“陛下，之前锦衣卫在沁州所行之事，臣以为便是弱贼根本的良策，但许鼎臣无能，不能内外配合以弱贼寇，使武乡贼能安然处置内部的锦衣卫，再转兵歼灭山西官军。”
“如今陛下既然准备将许鼎臣拘捕入京，可择一良臣接替山西巡抚之位，抽调一支可战之兵为其资本，锦衣卫造乱于内，这支强军呼应于外，使武乡贼两不相顾。”
崇祯点点头，示意杨嗣昌继续，杨嗣昌理了理思绪，继续说道：“先易后难之策，还有两策必不可缺——足兵足食、借民之力。”
“朝廷官军欠饷日久、可战之兵又少，故而屡屡为贼所败，陛下请细想，山西紧邻九边军镇，但无论是宋统殷还是许鼎臣，都不敢大规模调动边军剿贼，何哉？全因欠饷，担忧调动边军却无饷银抚恤，反倒致使边军哗变叛降贼寇，若足食足饷，有边军助战，又怎会有如今贼势日昌的局面？”
“官军可战之兵太少，被贼围攻，便险象环生，即便得胜，也无法尽剿贼寇，曹文诏、张凤仪之败皆是如此。”
“陛下，据臣估计，欲平灭三贼，至少要十二万可战之兵，要练新兵，则需备齐饷银最少二百八十万两，以朝廷如今的岁入，绝无可能给付如此巨量的饷银！陛下，当年万历爷为定辽事而加征辽饷，养出了我大明第一强军，如今贼势日昌，请陛下下旨加征剿饷，以供朝廷练兵剿贼之用。”
“剿饷一事，朕看过你的奏疏.....”崇祯面色不改，问道：“百姓本就辛苦，若再加征剿饷，岂不是让百姓负担更为严重？”
“陛下应当知晓，武乡贼在沁州征五成重税，闯贼在辽州征税更多，然而百姓却并不以为重，故而加征剿饷并非不可行！”杨嗣昌赶忙回道：“再者，剿饷不过临时摊派，待贼灭尽，剿饷自然可停，暂累百姓数年，除此心腹大患，使海内平靖。”
崇祯点点头，没有说话，杨嗣昌继续说道：“有饷银，便能练新军，山西乃贼寇根本之地，此处练军易被贼寇围击，臣以为，练军之地当在陕西、直隶之地，一则两地毗邻边镇，可选拔边军骁勇作为新军骨干，二则两地流民不少，可自流民之中拣选青壮成军，三则两地左右包夹山西，一旦有事，便能协同围攻，四则陕西、直隶皆有零星贼寇未除，正好也能给新军以战练兵。”
“足兵足食之外，还需借民之力，陕西、山西剿寇的战事中，地方官绅出力不少，比如那沁水张家，满门忠烈，若非他们鼎力支持，宋统殷、曹文诏便有断粮之忧。”
“陛下当知，武乡贼在沁州等地搞清丈分田、减租减息、公审地主，山西官绅人人惊怖，闯贼、张贼劫掠官绅，亦为天下官绅所厌弃，官绅便是附贼也是迫不得已，那些势力广大的，更是心向朝廷，为了自家产业性命，他们只能成为朝廷最坚定的支持者，朝廷亦当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臣以为，陛下可下旨放开山西、陕西等地官绅团练，贼寇疲于应付各地团练乡勇，朝廷也能腾出时间精力来编练新军。”
“只恐拥兵自重！”崇祯淡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