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事先丢到一边去吧。
幸运儿也许可以一辈子不遇到战争，但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不踏入社会。
那么，社会是什么呢？
有人引用古典主义者的思考，回答：文明是社会的根基。
有人燃烧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回答：民族是社会的基石。
有人根据自由主义者的推断，回答：社会是想象的共同体。
有人循照共产主义者的研究，回答：阶级是社会的本质。
但脱离概念上定义差别，人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会，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所构建的脉络网，以及一个由唯一强权——政府，所提供的游戏规则。
在有些国家，例如封建时代的中国，孩子一经出生便会有人教导他，考试是晋升的阶梯，耕种是社会之本。而在有些国家，例如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人们认为可以通过血统区分统治者与民众，而“赚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但是，为什么呢？
人类是没有差别的，所谓的人种智力水平上的微小差距不足以使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产生天壤之别。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人所能构建的秩序，非洲人同样做得到。美洲数学家能计算的公式，亚洲科学家没道理不可以。
但事实并非如此，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有时候比人与狗还要大。
这就是约拿在拿到罗贝尔送回布尔诺的资料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
“异教徒竟然已经领先我们到这个地步了……”
约拿闷闷不乐地合上最后一页资料，默默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思考人生，或者说，怀疑人生。
倒也不是谦虚，但奥地利简陋的宫廷机构和奥斯曼复杂的官僚体制一对比，就如维京部落和法兰克帝国之间的差距一样大。
约拿来自英伦三岛，依照封建法理法，他的家族理论上属于英格兰国王的封臣。
在英国，国王的行政机构主要是遗留自撒克逊部落会议的“御前会议”，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大宪章》所规定的一系列法律，譬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直系亲属的财产继承法，城市议会的组建规范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御前会议在实际上可分为大会议与库里亚（临时会议），大会议是由法律规定，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由固定方法选举的城市议员进行大规模讨论的会议，而库里亚则是君主召集心腹重臣与王室成员进行私下讨论的场合。用国人比较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上朝和召见的区别。
中世纪还没有分权的概念，御前会议囊括了王国的全部行政、司法、立法与战争职能，这种朴素的统治方法从十三世纪一直沿用到如今，没出过大乱子，但也没孕育任何的制度革新。
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御前会议唯一的变革就是在1244年设立了“咨议院”，将库里亚的这种原本约定俗成的规矩正式制度化，咨议院自此成为英国的最高行政机构，由国王与议院统摄一切权力。
相较于英国，法国的宫廷机构就要先进一些，至少法国人将类似职能的咨议院拆分为了“财政院”和“司法院”，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早期司法独立，但历代法王的极端之处在于对集权专制的狂热追求，假如说英国御前会议勉强算是早期民主议会的话，那么法国御前会议就完全沦为了法王个人行使王权的舞台。
国王依靠一小批宫廷谋臣与一群地方上忠诚而强大的公爵们维系自己的王权统治，这就是欧洲千年恒定不变的简陋统治。
英国与法国是欧洲文明的风向标，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切政治改革几乎都学习自南方的意大利与西方的英法，包括被称为帝国宪法的《1356年金玺诏书》，其中都包含了大量模仿《大宪章》的条文。
而《大宪章》是1215年的英国市民与骑士联合斗争的产物，神罗宪法比英国人落后了141年。用最粗劣的话语来形容，就是英法设立的政府机关，神罗不一定有，但英法没设立的，神罗肯定没有。
没作业抄嘛。
在欧洲人仍旧保持着部落开会的习俗时，穆斯林世界已经搭建起复杂程度堪比中原王朝的官僚机构。相似的帝国孕育相似的命运，真正的难兄难弟连一起沦为欧亚病夫的时间段都那么的统一。
话回正题。
现在，一个困难摆在了约拿的桌前。
不久前，他向远在维也纳的弗雷德里克上呈的宫廷改革提议获得了皇帝力排众议的支持。
雄心勃勃的领袖从来不会抗拒改变，尤其是有利于统治的改变，而弗雷德里克尤其如此。他敢让一群挂着“罗贝尔派”标签的将领掌握几乎半个国家的兵权，就是对自己毒辣眼光的绝对自信。
他敢断定罗贝尔不会辜负他的信任，哪怕他一次又一次踩在对方的红线上，罗贝尔在发完脾气后依旧会闷闷不乐地站回他这一方。
在这份自信害死他的小命之前，弗雷德里克不会有半分改变，正如他迫不及待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罗皇帝”那样，约拿同样迫不及待要改变这个陈腐的帝国。
他已经从数年成功的总督工作中积累了足够的声望，为了和摩拉维亚贵族打好关系，他还准备迎娶一位不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