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看着公主殿下，语气开始颤抖道：
信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方向。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
+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
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
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信鸽主要被用于军事通信的目的。
譬如在公元1128，南宋大将张浚视察部下曲端的军队。
张浚来到军营后，竟见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他非常惊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队召集到眼前。
曲端闻言，立即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张浚指着花名册说：“我要在这里看看你的第一军。”
曲端领命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
张浚大为震惊，又说：“我要看你全部的军队。”曲端又开笼放出四只鸽子，很快，其余的四军也火速赶到。
面对整齐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队，张浚大喜，对曲端更是一番夸奖。
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它们身上早就被绑上了调兵的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立即飞到指点的地点，把调兵的文书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
唐代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一诗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古时候，人们常用绢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绢)。
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隐“双鲤迢迢一纸书”的说法。
显然，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鱼，而只是结成双鲤之形的尺素罢了。
书信和“鱼”的关系，其实在唐以前早就有了。
秦汉时期，有一部乐府诗集叫《饮马长城窟行》,主要记载了秦始皇修长城，强征大量男丁服役而造成妻离子散之情，且多为妻子思念丈夫的离情，其中有一首五言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
这首诗中的“双鲤鱼”，也不是真的指两条鲤鱼，而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没有现在的信封，写有书信的竹简、木牍或尺素是夹在两块木板里的，而这两块木板被刻成了鲤鱼的形状，便成了诗中的“双鲤鱼”了。
两块鲤鱼形木板合在一起，用绳子在木板上的三道线槽内捆绕三圈，再穿过一个方孔缚住，在打结的地方用极细的粘土封好，然后在粘土上盖上玺印，就成了“封泥”，这样可以防止在送信途中信件被私拆。
至于诗中所用的“烹”字，也不是去真正去“烹饪”，而只是一个风趣的用字而已！
相传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南北朝梁国和魏国争夺寿阳（今寿县），争夺中魏国兵马略强，抢先占领了寿阳城。
这寿阳是淮南与荆州、襄阳间的咽喉之地，城四周护城墙足有三丈多高，墙外护城河也有三丈多宽、一丈多深，易守难功，梁国兵马围城屡攻不克，每次攻城死伤无数。
梁武帝萧衍为此整日愁眉不展。
这时，魏国降人陈吴向萧衍献计建议在淮河边选一窄段，拉河筑坝，以水为兵，淹没寿阳，并呈上一幅明细图。
图上标明筑坝点南起凤阳府盱眙县境遇内的浮山（今明光市浮山），北接泗洪山。
萧衍采纳了陈吴的建议。
一条全长9里，下宽140余丈、上宽50丈、高20丈，先后投入20多万人，历时18个月的拦河筑坝工程于514年10月10日惊天动地地开始了。
这就是古今闻名的"浮山堰"。
开始，梁武帝派材官祖恒、水官陈承伯二位将军安排实施。
祖、陈二位通过实地察看，都认为淮河这里虽窄，但淮水漂疾汹涌，沿岸沙土松散，难以垒堰，强硬筑堰是劳民伤财之举，且合拢无期，力劝萧衍放弃筑坝计划。
梁武帝萧衍一听大怒道："滴水可成墒，锹土可成山，自古有兵来将挡，水来土堰之说，岂有筑不成坝的道理，分明是二位存有异心。"
萧衍为表筑坝决心，不让再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