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皇太极提出条件并不高，议和对大夏帝国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因为此时的大夏朝廷根本无法同时两线作战。
也有大臣怀疑皇太极是假议和。但即便是假议和，与大清签定议和条款，也有利于大夏。
如果皇太极在议和之后，撕毁协议，再次入侵，就把自己送至與论浪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想要发动下面将士去拼命，皇太极总要有些说法的，绝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来，多年征战已让大清将士，有一些厌战的情绪。主动求和再违约，乃不义之师，只能降低大清士兵的士气，而提高大夏士兵的战意。
朱由检犹豫再三后，最终拒绝议和，令卢象升、高起潜御敌。高起潜主张据城坚守，而卢象升主张主动出击。
最后两人各自为战，卢象升部在贾庄被清军歼灭，卢象升在此役中阵亡。
卢象升战死的第二天，消息还没有传到京城，朱由检仍在众臣前面斥责卢象升，“侦探不明，调度无方，坐视各邑沦陷，毫无救济，向日敢战之谈，显是沽名欺众”。
可见，朱由检对卢象升是深有怨意。
卢象升阵亡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入殓，直到八十多天后，其遗体才被安放棺中，运回故乡埋葬。
卢象升的家人两次向朝廷哀求，给予抚恤。
当时，朱由检冷血地拒绝了。
三年之后，朱由检又后悔对卢象升过于薄情，追封卢象升为太子少师。这种追封更像是一种讽刺。
半年后，清军终于从蓟镇返回沈阳。清军虽然掳掠了大量人口和财物，但也死了不少中、高级军官，其中成亲王岳托也死于济南。
清军这次入侵，收益最大的是各路农民起义军。因为洪承畴、孙传庭奉命带兵入京勤王，给了起义军重新发展的时间。
这不知道是皇太极有意为之，还是碰巧了。
在清军回去的二个月后，张献忠复反，攻占谷城，随即向西进军，想和罗汝才合合。
不久，罗汝才、白贵、黑云祥三部也复反，同张献忠一同攻下房县。
得知张献忠、罗汝才复反后，熊文灿急令左良玉、罗岱前去追剿。双方在播箕寨激战，结果罗岱阵亡，左良玉带几百亲兵成功突围，大败而回。
仓皇中，左良玉连总兵官的大印也丢在战场了。左良玉、罗岱一败一死的消息传到朝廷，朱由检大怒，将熊文灿革职下狱。
不久后，因招抚张献忠、罗汝才失败，熊文灿被朱由检斩首，其家人后来也被张献忠部屠戮，熊家只剩一人逃出生天。
虽然熊文灿有轻信张献忠之过，但总体来说还是功大于过。起码，他成功了招安了郑芝龙和刘国能。
刘国能被招安后始终忠于大夏朝廷，多次帮官兵剿匪，屡立战功，升为副总兵。
而且，太监刘元斌也向朱由检打了两次报告，说张献忠有降心。
招安这事并不是熊文灿自己的主张，最后决策者的还是朱由检。
朱由检杀熊文灿，不知道是为了发泄怒火，还是为了自己的决策失误找个背锅侠。
然而，熊文灿的死并没有给剿匪带来好转，形势反而严峻了。因为继任者杨嗣昌根本指挥不动左良玉。
正在大夏朝廷全力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的时候，沉默几年的李自成再度爆发了。这一次，他总结了失败经验，提出“均田免赋”的政治口号。
这口号一提出，深得广大贫民之心，一时从者如云。李自成收编了一些其他起义军的残部后，再次从商洛山杀出，真奔洛阳。
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建藩之地。福王虽然封王时间短，但是万历最宠爱他，有求必应，所以其拥有的财物富甲天下。宏伟的福王宫内有说不尽的金碧辉煌。
而李自成就是奔他而去的。
见起义军势大，吕维祺曾劝福王朱常洵，建议他拿出钱来解决洛阳守军的粮饷问题。
吕维祺还给朱常洵讲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之前，李自成进攻宜阳、永宁二城前，城中皇族宗室一毛不拔；城破之后，宗室被屠尽，其财物被掠光。
吕维祺希望朱常洵不要忘了前车之鉴，以免将来后悔莫及。然而，福王朱常洵爱财如命，根本不理会吕维祺的话。
朱由检很敬重朱常洵这位胖叔，急调王绍禹、刘见义、罗泰三人各领本部人马，先去洛阳救福王。
看到三支援军来了，福王朱常洵安心了，请王绍禹、刘见义、罗泰到王府中吃饭。
一入王府，王绍禹、刘见义、罗泰三人就被王府的豪奢，震碎了三观。诺大的王府里，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数不尽的美女佳丽，到处可见的黄金饰品。
总之一句话，福王府的富丽堂皇，让所有词藻都苍白无力。
王绍禹三人进了王府后，嘴巴一直合不上，直到吃饭的时候才能用手按回去。名贵的毛毯上，留下三行细细的哈喇子。
盛宴款待后，福王朱常洵还送给王绍禹三人一千两白银，可谓是招待非常周到。
离开王府后，心事重重的王绍禹到军营中转了一圈。此时，灰头土脸的士兵们正蹲在地上，只有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