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之所以不断反抗大金统治，主要原因是努尔哈赤在后期采取了一系列恶政、弊政，其害无异于高淮乱辽。
第一，大规模强制迁徙广宁、镇江地区的辽人。祖祖辈辈在此生活的辽人不愿意离乡背井。但为了防止辽人逃向大夏控制的辽西南走廊，努尔哈赤采取了粗暴且简单的强迁政策。
不同意搬迁就烧房子，让辽人无房可居，再不肯走，就杀人。可越是强行迁徙，越是有更多的辽人起来反抗。其中不少辽人逃到宁远地区，入伍当兵，成为后来抵挡八旗大军的中流砥柱。
第二，无力解决大金国内粮价暴涨问题，采取血腥的“杀无粮之人”政策。
天命八年，天气极寒，辽东地区粮食大规模减产。在这种情况下，辽东富商们趁着战乱和天灾，故意提高粮价，大发横财，导致粮价暴涨十倍。一斗粮卖到一两银子。
天命八年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下谕，“著有粮之富人，将所售之粮献汗，并少许付价，若不送来，被人首告，则尽没其粮且诛杀其身”。这是强征富人之粮。
天命八年四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第二次下谕，“令未迁地方有粮之人，售于无粮之人，斟酌其价，从减取之。若有粮而不肯售于无粮之人，经人首告，则不给价而徒取之，赐予无粮之人”。这是强令富人低价卖粮。
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第三次下谕，“命有粮者出粜（卖米）。粜则偿以价银；有粮而不粜者，一经他人告发，则无偿收取，并由首告者及中人监守其粮”。有粮不卖的，抓坐牢。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努尔哈赤三次下谕，试图以强制性行政命令解决了哄抬米价的问题。
然而，他明显低估了资本的力量。这些敢在辽东高价卖米的大富商，哪一个不是和女真贝勒大臣、汉族降将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
就连努尔哈赤自己的都堂乌尔古岱，也是公然受贿，收取汉人骆三萨、赵三奎、李殿魁等人大量金银财物。最终，乌尔古岱东窗事发。
但是，努尔哈赤还是赦免了乌尔古岱死罪，仅是革去都堂一职。
又如佟养性家族，原本就是抚顺粮商兼典当商。后来佟家暗中归附努尔哈赤，提供情报，将大量铁器、粮食卖给大金，又将野参、绍皮卖到大夏，从走私中牟取暴利。
努尔哈赤入主辽东后，佟养性顺理成章被任命为大金总兵，又迎娶努尔哈赤孙女为妻，成了亲家。倘若佟家卖高价粮，以佟养性从龙之功，众贝勒怎么可能去治佟养性的罪。
在粮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金国内盗贼频起。努尔哈赤的政策变了，准备杀无粮之人。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谕，要求量粮之诸大臣核查汉人无粮之男丁。“并将无粮之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
认定为无粮之男丁的标准是粮食储备少于四斗，且没有牛、驴。
“一口有五斗粮，即列有粮之人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天命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再下令，按照之前造册登记的情况，开始屠杀无粮之汉人。
“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
努尔哈赤面对粮食危机，采取了暴力屠杀来解决贫富矛盾，反而激起更多辽人反抗大金统治。
第三，杀书生。面对辽人风起云涌的反抗，努尔哈赤认为罪魁祸首是秀才和大夏旧官煽动引起的。
“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夏官、今已革职之书生，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
于是在屠杀无粮之汉人男丁之后，努尔哈赤再次屠杀书生和部分汉官。
第四，努尔哈赤推行的女真人和汉人同居、同食、同耕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
女真人是以战胜者的优越姿态入主辽东的，怎么可能和汉人同等劳作。而同居、同食、同耕政策加剧了女真人欺凌汉人的现象。
天命七年三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专门下谕告诫：“曾命诸申汉人合居同住、同食、同耕。令闻诸申人（女真人）命同居之汉人赶其牛车输运粮草，并苛取诸物等语。该汉人岂给尔为奴耶？
嗣后，诸申、汉人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外，诸申、汉人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种。诸申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汉人，则汉人可执之，前来告于法司。汉人亦不可因降此谕，肆意诬枉诸申人。尔等皆为一汗之民也。”
上面的谕书看得出，努尔哈赤也曾对一些欺凌汉人的女真贵族进行了处罚，缓和了民族矛盾。
但是到了后来，努尔哈赤开始不信任汉官，下密诏给众贝勒，明确要求在审理案件中偏袒女真族。
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密谕给诸贝勒：“尔等不明审断之法也。何故将旁立授首之汉人，与我诸申等同看待？
倘我诸申犯罪，当问其功论其劳，稍有口实，即可宽宥之。汉人乃生还之人，若不忠心效力，复为盗贼，怎可不灭其族，而杖释耶？著八贝勒召集尔等各该旗之贝勒大臣，密阅比谕，勿使他人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