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城墙都炸毁了。熊廷弼说缺道臣，吏部也补了。
就像顾慥所说的“檄诸边以御东虏，竭全宇以供一隅”，朝廷上下确实是把喝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无条件支持熊廷弼。而如今兵马已集齐，现在朝廷上下都在翘首以待佳音。
这时候，辽东大计的制定者熊廷弼甩手说不玩了。大臣们不弹劾你，弹劾谁。从事后来看，熊廷弼这时候已经是大夏王朝能够支持辽地的最大限度了。越往后，户部和兵部越难。
其实不想玩的何止是熊廷弼，二把手辽东巡抚周永春也在请辞。周永春辞了几次没辞成，后来以丁忧为由辞官，并推荐袁应泰接任辽东巡抚，朝廷同意了。
说到底，熊廷弼、周永春之所以频频请辞，主要还是忌惮努尔哈赤。熊廷弼经略辽东15个月，虽然兵力占优，却无功可报。相反，与大金的几场小规模战斗中，熊廷弼这边基本上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王大人屯之役和蒲河之役，更是让朝臣们指责。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和六月，大金入侵王大人屯、花岭等堡。熊廷弼认为王大人屯之役，双方算是打了平手。但辽东巡按（即监军）陈王庭向朝廷的奏报中，却认为是惨败。
“王大人屯、百官人屯共十一屯尽破”，并建议朝廷惩办周守廉等三名将领。熊廷弼、陈王庭双方各持一词。“辽东按臣陈王庭劾东夷入犯，诸将失事之罪，廷弼言各官功过不掩”。
别的大臣弹劾熊廷弼也就罢了，但陈王庭的意见，大夏朝廷必须要重视。因为陈王庭的官位是辽东巡按，其职责是代天子出巡，监察辽东百官，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之权。能派去巡按辽东的，一定是皇帝和大臣们信得过的人。
为了慎重考虑，大夏派姚宗文去复核，同时调查熊廷弼经略辽东的功与过。姚宗文的职责是阅边辽东，和陈王庭的职责差不多，只不过他是专督军务。
调查后，姚宗文认为熊廷弼其功不抵过，“废群策之不足以图大功；恃独贤之不足以成大事。故阅视之不行荐举，诚不敢上欺君父也。如经臣憬然悟翻然改图，则桑榆可收，奚必纷纷”。
姚宗文的态度很明确，认为熊廷弼独断专行，辽事艰难，若是能改过自新，或许能将功补过。
后来，大夏再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为特使，第三次出关核实熊廷弼功过。
去了辽东后，朱童蒙在奏章中写道：“廷弼自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内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内解任。其间，奴贼入犯。如花岭等山城、王大人屯及蒲河等处，被贼杀掳者共二十三处，不为无罪。至其城辽阳、城沈阳、奉集、虎皮驿，鸠工、缮障、开河、建闸。曾几何时而金汤鼎峙，则不为无功。”
朱童蒙的态度比较暖昧，他认为熊廷弼有过也有功。过在于经略期间，花岭、王大人屯、蒲河等23处小堡被大金拨掉，掠夺一番。功在于挖护城河、修筑辽阳、沈阳、奉集、虎皮驿等城，使之金汤鼎峙。至于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朱童蒙不敢下定论。
在这种情况下，大夏朝廷开始考虑辽东换帅事宜。这固然有朝臣纷纷弹劾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熊廷弼的因素。在写给皇帝几封奏章中，熊廷弼是这么说的，“自己之性命十去其八九，封疆之事务十废其二三……伏乞台慈起死人而肉白骨，怜悯放回，不敢望里门，但得生入山海关，此亦仁人君子渡蚁放雀之恩。即不幸而在九泉之下，亦当当衔结，以图所报”。
“命在须臾，有徒死无益而反成大误者。伏乞皇上为封疆深计，放臣生还。”
“弼病万万不能支矣，贼两月据关不肯退，经略两月卧床不能出……徒以不死不活之人废尽军中诸务，而将为贼乘……今日之计，惟有改蓟辽总督为经略”。
熊廷弼三番五次请辞，口气近乎哀求，说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吐泄、呕血不已，不能处理军务，再不放他生还，辽事就败坏了。
而且，熊廷弼还推荐了下一任的经略人选——蓟辽总督文球。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天启皇帝哪里还敢让熊廷弼继续经略辽东。
战略上，熊廷弼与兵部是有严重争议的，其分歧点在于“辽人不可用”。为此，熊廷弼和兵部尚书互喷了很长时间的口水。熊廷弼经略辽东才十多天，就向朝廷声称辽人是奸细。
“今日辽人已倾心向奴矣，彼虽杀其身及其父母，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皇上以为民心如此，能战乎？能守乎？”
熊廷弼不但敌视辽人，还排斥辽系士兵，特别是对李氏辽东军事集团，持有明显的排斥态度。熊廷弼曾说过，“开原半是达官苗裔，而包藏祸心之强虏，且为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
能廷弼口中的达官苗裔是指辽军中存有大量蒙古、女真、高丽族人及后裔。但是边关部队里，招降、招抚少数民族为守边将士，自古就有。
实际上，女真和蒙古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建州女真的宿敌叶赫女真，以林丹汗、宰赛为代表的仇金派。难道这些势力都不能为己所用？
李家军中，李如柏确实和努尔哈赤有裙带关系，但李如松却又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