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义银是个不合格的君主,太过优柔寡断,太过感情用事。 如果他是一位天朝的皇帝,那将是整个王朝的灾难,因为天朝皇帝的权力非常集中,远远高于岛国的天下之主。 自古以来,有神权,君权,相权。 夏商起始,天朝大地就出现受命于天的天命一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系统性的君权神授,确立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和出征打仗是君王的权力,君权与神权在天朝这片大地,早早就被融为一体。 而相权,代表着治理大地的权力,简单来说,就是税收的权力。 千百年以来,天朝的相权不断弱化,逐步向君权低头,最后沦为君权的附庸,跪奏笔录,彻底失去了上古时代坐而论道的平等地位。 天朝的地理特征,就是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力量太过强大,中央控制了这块核心区域,就能拥有碾压周边地区的绝对实力。 再加上治理黄河水患所需要的集中权力,组织安排,导致天朝早早就有集中办大事的文明特点。 君权的一家独大,看似是千百年的逐步发展,但也许从一开始,黄河母亲的特点就已经决定天朝文明注定会走上这条道路。 这是地理特征带来的文明传承,不是以个人思想为转移的。 多灾多难的天朝大地,人民五千年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迸发出璀璨的华夏文明。 君权的集中,是文明的选择。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文明的特色。 如果遇到克己复礼的英明帝王,天朝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力量,主宰东亚地区的一切秩序。 但如果遇到像义银这样公私不分,容易被情感左右的普通人,就是极其糟糕的情况。 权利越大,责任越大,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要去扛那个大锅,负重前行的人必须是卷王中的卷王,一般人没有那个本事。 天朝的不幸,是血缘相传的无上君权中,如果诞生了像义银这样耳根软的普通人,就很容易被身边人左右,陷入自我内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更科学的选拔办法,脱离血缘传承的缺陷,走向更高级的卷王之路。 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明珠集中制挺好的,只要别让人做十五二十年,那就更好了。 义银的幸运,在于他将要统治的土地是岛国。 在这个贫瘠的火山岛,拔地而起的山脉把平原分割的支离破碎,地理特征就不利于集权,自古以来神权,君权,相权就没有集中过。 天皇作为统治者,早早就被藤原家的亲戚剥夺了君权,只剩下神权的威仪,实权很小。 藤原家的摄关政治也没有坚持多少年,关白掌控的君权相权,就被新兴的武家集团逐步侵蚀了。 武家栋梁的征夷大将军开幕立牙,和神权君权挨不上边,勉强用暴力得到了治理天下的权力,只能算是勉勉强强能税收的弱势相权。 等到了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把心一横,干脆屠灭天皇朝廷,断了神权和君权的根基,拔除政治上的隐患。 但足利幕府的统治,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足利将军对外自称明朝附庸的日本国王,对内自诩武家栋梁,是武家集团的带头大姐。 修修补补过了两百年,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用平衡手段维持贵族共和,武家联盟,勉强保住政权。 幕府将军很难集中权力,给予各地军头守护权,其实就是分了相权的收税权力,换取大家对自己的支持。 说武家政权是军政府,一点不违和。以暴力维护收税的权力,缺乏神权和君权对土地人民的底层统治逻辑。 用天朝的话来解释,就是缺乏法统道统,没有政治正义性,无法凝聚国族上下的思想共识,不能用最小的政治成本实施统治。 武家集团只是用岛国十分之一的人口,以暴力形式奴役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维持自己的武家政权。 幕府将军是名义上的首领,武家大名是大军头,地方有力武家是小军头,村落地头地侍是驻扎到村的军队基层,赋税就是拿刀子收。 刀收不是比喻,是事实。 武家下乡收税,和扫荡没什么区别,奉行众去时人带少了,到村里被人活活打死,找个地方一埋。 礼崩乐坏都不足以形容基层的混乱,只能说,大家已经习惯了。 在这片分裂混乱的土地上,义银作为新一代超级大军头,他的权力并不大。 他耳根软,容易被枕头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