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乾清宫东暖阁内，崇祯皇帝正与阁臣杨嗣昌谈论着如何多练精兵的话题。
只听杨嗣昌继续说道：“现今，我大明官兵非是不多，而实为不精，自奴入寇以来，朝堂诸臣工多奏请加练边兵。
臣也以为练兵之议可行，可抽调各镇边兵操练，便如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共有兵丁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人，可令三镇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
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如此东西策应，定可保宣大不失。其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仅在宣大三镇，便可得精兵数万。”
对于杨嗣昌的反应如此快速，崇祯皇帝深感满意，他言道：“不但宣大三镇要练兵马，辽东、蓟镇、延绥、宁夏、固原等边镇，一样要多练精兵。
练兵之事，朕便交于杨卿主理，待奴退后，立时着手进行，尤其是宣镇张诚，可使其多练精兵，不必拘泥于规制。”
杨嗣昌连忙跪下谢恩，对皇上的信任厚爱，他在心里深深感激不已。
不过，杨嗣昌却深知“足食然后足兵”的道理，要想练出精兵劲卒，首先要吃饱，要吃饱就要粮食和银子，这便要增加税额，增大天下百姓的负担，但是杨嗣昌识趣的没在此时提起这个问题。
崇祯皇帝接着又问起孙传庭与刘宇亮、陈新甲等部兵马救援山东的情形。
杨嗣昌恭敬的回道:“孙传庭、陈新甲接旨后，己率勤王大军星夜兼程，奔往山东，刘宇亮也将自天津起兵，驰援山东。”
崇祯皇帝闻听刘宇亮仍未起兵，面容阴冷的“哼”了一声。
君臣二人又聊了些朝堂之事，杨嗣昌便退了出来。
…………
孙传庭到达大城县后，便令大军暂驻大城，以待刘宇亮到来。
自他领兵入卫以来，各将麾下总有军士逃离，虽经各将大力弹压，更是斩首一批逃卒，军心方才稍安。
可各镇军将对于虏骑却仍是畏惧胆怯，皆不愿与之对战厮杀，当孙传庭领军至保定后，发现关宁、宣大各镇军将也是一般对虏骑多存畏惧之心。
在大城县境扎下营盘后，他便就与虏骑对战之事上疏朝廷和崇祯皇帝，奏疏里就提到此等情形，他话说的很直接：
“……各镇之兵望风胆落，必不能驱之使战，言战者非愚昧即欺罔……”
“……大约各处兵情，一言北敌遂无人色，又安能驱之使战……”
而且，孙传庭还认为靠堆人数来战胜清军的想法也不现实：
“即使立增十倍，蓄缩依然，其称兵寡者皆籍口”
奏疏呈送御前，崇祯皇帝阅览后，还特别嘱咐内阁和兵部，要孙传庭不可浪战，勿重蹈巨鹿之覆辙。
…………
正月十六日，孙传庭等不及刘宇亮，先自领兵南趋沧州，陈新甲大军随后开拔。
正月十八日，督察诸军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引军才到大城，闻知孙传庭、陈新甲已进兵沧州，他急急忙追去。
因自感行军过慢，惧孙传庭等人参他，竟上疏朝廷弹劾孙传庭，说他“躲闪虚恢，全无调度，大负重任”，还说他一直催促孙传庭出兵，而孙传庭却惧奴强势，畏怯不进。
幸孙传庭上疏自辩，又有杨嗣昌、陈新甲等人为之力证，崇祯皇帝才未相信。
同日，朝廷圣旨发到兴济县，又任命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负责保定、山东、河北等处诸般军务。
正月二十一日，孙传庭、刘宇亮、陈新甲终于在沧州汇兵于一处，但诸将皆畏怯清军虏骑，不愿继续前行，大军便自沧州往盐山县和半壁店方向扎营。
大军十余万人马，又都选择合适地点扎营，连营数十里外，观之极为震撼，泱泱大明以许久没有如此壮观的场面了。
孙传庭部比较靠前，在盐山县北面归为一堆，陈新甲部都聚在半壁店以东的原野间，惟有刘宇亮不敢向前，领军就在沧州城南扎营。
孙传庭、刘宇亮、陈新甲及各镇总兵连日会商，也未议出进兵山东的具体方案，大军就这样停滞不前。
…………
孙传庭大军在沧州、盐山一带驻扎数日，期间通过伏击和夜袭从山东撤回的清军，偶有小胜。
他深知各镇军将都是一般，对虏骑皆心存畏怯之念，现今，惟有利用奴贼娇狂之心，先靠伏击和夜袭，积小胜，以励各镇将士军心士气。
连续小胜，累积斩获清军首级七十余颗，各镇军兵对鞑虏的畏怯之心稍去，便收到军报，清军大队有自山东北返的态势。
正月二十八日，一股两万余人的清军虏骑自山东北返，有数万被掳的山东百姓，一百多架大车被清军押着离开山东。
孙传庭预感到，清军在山东的劫掠已近尾声，正欲大军北返，他主张沿途设伏，可刘宇亮却提出清军大部再次北上，应回军护卫京畿，不宜在此处于清军空耗军力。
各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一致，期间孙传庭与陈新甲联合伏击了清军一阵，却斩获不多，大军只得尾随清军而进，寻机再战。
正月二十九日，孙传庭派出总兵杨国柱、贺人龙，游击张诚等将官出战，于大城境内夜袭清军，斩首五十七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