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正凯无奈地点点头，他安排队长对着群众说道：“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业务部门为你们完善手续，现在开始请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
张怀民心想，既然答应完善手续，那肯定就是不来拆除。
这时，群众中有人喊道：“既然你们不跟我们作对了，我们当然可以放你们走。”
这句话一说完，群众纷纷闪出一条道来，崔正凯盯着人群，想要找出说话的那个人。
这时又没人吭声了，这时候，机械又响起了轰鸣声，他们纷纷调转车头，往回开去。
现场扬起一阵灰尘，群众也纷纷往路边闪去。
崔正凯没想到，一场大规模的执法行动，居然像闹剧一样收场了。还好，得以安全离开。
这一次，张怀民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不可战胜的。
等他们离开之后，张怀民来到了辛计增办公室。
两人刚开始什么都没说，对视了一眼，然后双方都哈哈大笑！
张怀民说道：“随后抓紧完善一下土地手续，别给他们口实，咱们马上要投产了，以后的主要啊精力都要放到生产上。”
袭击增很无奈地说：“群众的眼睛是亮堂的，他们在的时候不给群众做事。现在别人来做，他们还拼命反对，群众当然要反对。”
看到书记镇长都没有露头，辛计增说道：“他们都不露头，把问题都交给你，这是当领导的样子吗？”
听了这句话，张怀民哈哈大笑，说道：“这你就想错了，他们躲起来更好！你看，要是王书记来了，要求你组织人员离开，你怎么办？”
辛计增挠了挠头，想想也是，就不再说话了。
张怀民最后要求他加快进度，尽快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说完就回镇政府了。
许勇很生气，又很无奈，他同样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收场。这是他升任副县级以来的第一次，二十多年了，快要磨灭的记忆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那年他刚当上乡长，刚刚三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时候。
那一年的夏季，乡政府组织收农业税、乡统筹（这一项2006年彻底取消了）。
剩下几个欠缴最多的村庄后，他自告奋勇带队，组织全体乡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到一个村突击清收。
他们到达后，由村干部带路，民警负责维持秩序，乡干部负责清收。
能交了钱了最好，交不了钱的，他们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弄走。
如果家里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就把家里的存粮灌走，带到粮店卖钱。
彼时老百姓虽然没钱，但是家家都有几仓粮食。
他记得很清楚，他们灌了几户的粮食，往镇政府送的时候，回去的路被群众堵上了。
他让村干部和民警上前开路，没有一个人让开，并且越聚越多，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甚至县政府都给他们派来大量增援的人员。
但是群众也越聚越多，后来也有周边的人来参与。
最终，双方僵持到第二天凌晨，在他们把粮食放下以后，才安全离开了那个村子。
他永远记住了那件事，以致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没有再采取过那么极端的措施。
所幸没过几年，上级就取消了农业税，为群众减负的同时，也为他们减轻了负担。
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他再一次碰到了这种群体性事件。那一次他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这一次呢？
但是凭着对风水的朴素信仰，他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强拆不行就只好另寻他法了。
自始至终，任红芳都是这起事件的旁观者，她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整个事件的过程看得一清二楚。
在这起事件中，她明白张怀民是掌控者，但是辛计增却起到了关键作用。
辛计增将来就是她的老板，此刻起，她有了一种戒备心理。
她在心里分析了一下局势，自她回来后，尽管张怀民带她见识了县长、镇上的书记。
可是自从见了许仲达以后，她感觉到似乎张怀民是单枪匹马地在战斗。在那天镇政府组织的接风宴上，她能看出来，似乎镇党委书记并不喜欢他。
这次事件，她更是看出来了，没有一个领导出头，要不是辛计增组织群众抵制成功，说不定这些厂房已经烟消云散。
忽然她就想起了王雨方的目光，许仲达的手镯。她的心里有了主意。
西沟村采用刘福根的“胡萝卜+大棒”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绝大部分都签了占地协议，个别未签的，只是时间问题。
最难办的还是郭向量，他坚持称收据找不到了，协议是真实有效的，要求村委会履行协议。
好在那些荒滩地正好在蓄水水库的库中间和库尾部分，不影响动工。
有了镇政府的支持，刘福根已经明确告诉他，如果没有收据，那张协议就是假协议，谈判的路已经堵死，或者他放弃，或者到法院起诉。
马上要开学了，张怀民想起自己的承诺，就带着张慧芳和牛玲玉到县城去给她们每人买了几身衣服。
两个小姑娘坚持要把买衣服的钱给他，张怀民告诉她们，这是她们暑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