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传》
从同年六月的袁术之死（后文会论述），也可以看出，煮酒事件的发生时间，最晚当在建安四年五月。
如果仔细观察刘备与曹操在建安四年的位置与动向，会发现自三年（198）腊月至四年（199）二月，曹刘联军一直在徐州下邳围剿吕布；徐州战役结束后，他们则返回兖州山阳。
恰逢河内太守张杨被杀，曹操又“亲临河，讨眭固”，在司隶河内战斗到四月。
因此，曹操返回豫州颍川许县的时间，不会早于四月。
前文提过，在官修史料记载中，只见宴饮，未见青梅。
有趣的是，青梅的成熟期，恰好在每年四、五月份，因此罗先生将“青梅”加入“煮酒论英雄”之事，也并无违和，甚至更显精妙。
刘备是“志大心雄”，不为曹营诸将所容，郭嘉、程昱等谋主，多次劝谏曹操杀之。因此刘备想要顺利离开许县，必须要有合适的借口。
刘备失徐州，来归太祖。（程）昱说太祖杀备，太祖不听。--《魏书程昱传》
刘备出奔的借口，便是截杀袁术。
（袁）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六月，至江亭。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后汉书袁术传》
刘备在建安四年（199）六月便已经离开了许县，领军在外游走。
但由于彼时朱灵、路招等诸多曹营将领的监视，刘备尚不敢公开叛乱。
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袁）术。--《蜀书先主传》
曹操在四月才剿灭眭固，返回许县，而刘备在五、六月时已经领兵出走。那么“面见汉帝、受封左将军、与董承串谋、煮酒论英雄、出奔徐州”等一系列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其实就发生在四月至六月的两个月间。
从仓促的时间记载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刘备对曹操的畏惮。
按《华阳国志》与《吴历》的记载，彼时的刘备为了“避祸”，每日在后园种菜，一说为芜菁，一说为大葱。惶怖之情，跃然纸上。
先主还沛廨，（曹）公使觇（即监视）之，见其方披葱。--《华阳国志》
（刘）备时闭门，将人种芜菁，曹公使人窥门。--《吴历》
即使刘备如此低调，还是没能躲过曹操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评价。
刘备受惊过度，即刻出走，至于“汉帝密诏”，那是再也顾不上了。
刘备彼时以“左将军”身份都督诸军，虽然军阶最高，但只是名义的统率。他身边的朱灵、路招，才是实际的掌兵者。
刘备的转机很快到来。
同年八月，袁、曹开战，袁绍引步骑十万，欲攻打许县（豫州颍川），曹操引兵还击，北上黎阳（冀州魏郡）；又命臧霸入青州，牵制袁谭，双方在前线激烈对峙。
（四年）秋八月，（曹）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魏书武帝纪》
（袁绍）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县）。--《魏书袁绍传》
此时，刘备身边的监军，朱灵与路招刚走，刘备便杀刺史车胄，叛曹而兴匡汉之事。
先主据下邳。（朱）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蜀书先主传》
朱灵和刘备的梁子，就此结下。
曹操和刘备长达二十余年的恩怨，就此全面开展。
刘备的叛曹时间，恰好就是“曹袁争霸”的关键节点——刘备吃准了曹操此时无力分兵，对战机的把握可谓狠辣。
是时，（曹）公方有急于官渡，乃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刘）备。（刘）备初谓（曹）公与大敌（指袁绍）连，不得东。--王沈《魏书》
为何说刘备叛曹而匡汉？
因为衣带诏！
刘备走后不久，董承集团便暴露了！
刘备出走，固然是董承集团暴露的重要原因，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比刘备出走更加重要。
这就是“车骑将军敕封事件”。
《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四年三月至六月间，“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资治通鉴》则将此事勘定在四月至六月间。
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后汉书献帝纪》
从《蜀书先主传》中“先主未出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记载，可知至少在同年（199）五月时，董承已经升任车骑将军。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蜀书先主传》
换言之，董承升迁车骑将军的事情，就在建安四年（199）的四、五月间。
为什么说“董承升迁”是反曹集团暴露的诱因呢？因为车骑将军，本来是曹操的职位。
（曹操）以大将军让（袁）绍。天子拜（曹）公司空，行车骑将军。--《魏书武帝纪》
因此，董承从“卫将军”迁“车骑将军”，实际是褫夺了曹操的故职。
考虑到四年（199）四月，曹操还在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