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光问：“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恐有德说：“你还记得汉景帝的削藩论吗？也就是晁错的必死局：削藩策只是诱因，真正断送其性命的是他的变法意图
景帝前三年春正月（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派遣中尉张嘉，召御史大夫晁错入宫议事。如今正值战时，吴、楚七国因削藩策俱反，前方战事吃紧，皇帝经常召见自己的老师晁错共商对策，这也是常有的事。
晁错奉诏后不敢怠慢，一丝不苟的换上朝服，随中尉上了马车，往未央宫而行。但令晁错意外的是，马车在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陈嘉忽然勒令停车，并在晁错错愕之下，拿出另一道诏书，数落晁错“亡臣子礼，大逆不道”的罪过，令腰斩弃市。
随车的卫兵立刻将晁错拿下，当即于东市行刑，这个与贾谊齐名的一代名士，就此惨遭刀斧，命丧黄泉。而且他也成了大汉开国以来，第一个身穿朝服就戮的三公高官。
对于晁错的死，事后不仅汉景帝懊悔，历代的文人墨客也无不惋惜嗟叹。但不论汉景帝如何“喟然长息”，也并不能丝毫改变晁错的必死困局。
表面上看起来晁错死于削藩，可实际上身为汉初“新法家”的旗帜人物，晁错的死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里面。
这咱们不得不说这个晁错与法家。
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邵，在其著作《人物志·流业》中道：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如管仲、商鞅即是也。
“建法立制”是法家的标志，但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它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而在人治基础上实行有限的“法治”。
法家思想兴起于战国初年，李悝变魏法可视之为发端，而商鞅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最终在韩非子手中才集大成。
秦国之所以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法家居功至伟。“厉行农战”、“严明法度”、“尊君抑臣”是当时法家在秦帝国践行的施政方针，也可以称之为法家的主要思想内核。
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家也遭受毁灭性打击。新生的汉王朝在反思前朝速亡的经验教训上，一致的认为秦因苛法败亡。
政论家陆贾在与汉高祖争论如何治理天下时，曾道：“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汉之所以得天下，正是秦严刑峻法，百姓不堪其苦，才有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为后来刘邦，建立汉朝，创造了条件。
在《新语》中，陆贾进一步阐述：“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直接将法家指认为秦亡的元凶。
因而汉初的治国之策中没有丁点法家的影子，提倡“无为而有为”的黄老之学反倒成为统治者施行的首选国策。
就像《淮南子》所说的那样：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
在汉初的政治氛围里，法家是最次等选择的存在，想治理好天下，就要行仁义。
那么又如何行仁义呢？
那便是“天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秦末汉初，经过连年大战，户口十不存一，不仅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经济也异常衰败。这时候显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重赋敛，繁徭役，严刑罚”。
所以汉初倡导无为，与民休养，轻徭薄税，不折腾老百姓，鼓励人口繁衍，开垦荒田，恢复经济。以至于司马迁感慨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所以汉初才不行法家，而行黄老之术，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但同时，因为人口滋生，经济恢复，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功臣揽权，豪强兼并，匈奴侵扰，以及诸侯王势大，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秦法家没有市场，可无“法”则中央权威不振，皇权不专，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杂糅儒法、兼蓄阴阳，更注重“仁政”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并接连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提出了，他们改革的主张，希望收权威于上，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
文景时期的改革
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我们都知道，之所以有此大治，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的结果。
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从文帝开始，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无为”。
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
本与皇位无关的文帝，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集体拥立的。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遍任朝中要职，彼此盘根错节，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
在文帝继位之初，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替他出谋划策。贾谊在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