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侯啊，这东西对于东汉这个时代的人们影响毫无疑问应该是很大的，毕竟有些东西在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已经几百年了，自然也就不是那么容易就打破其神圣性。
毕竟汉代尤重侯爵，一般的两千石也未必就能混得上一个关内侯，而一个关内侯却几乎没有做不到两千石的道理，至于说列侯，这在汉朝来说绝对是男人的极致，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几乎每一个都是青史留名，为王朝做出过莫大贡献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桓灵二帝在封太监为侯之后天下人的反应会这么大的原因。
商贾封侯，当真是闻所未闻，这简直比之前桓帝搞的宦官五侯还要过分了，商贾们自然是狂喜，但是天下不少的有识之士，乃至于军中，朝中，反对意见都非常的大。
秦宜禄却是乐见其成，甚至暗中还鼓动张杨给他们煽风点火，旗帜鲜明的反对此事，然后他本人则以一种极其强硬，极其独断的姿态硬是要去推行。
毕竟商贾都是一群很聪明的人，反对的阻力若是不够大不够激烈，他们万一想明白了呢？
市民经济，商业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市场经济越是成熟，所谓的侯爵其实作用就越小，所谓的关内侯，除了能盖大房子，能多养奴婢，能穿特定制式的衣服之外，其实仔细去想一想的话是不是无非也就是国家会每年给你一比其实并不怎么多的俸禄呢？
市场经济下货币是一直增发，一直流通的，这笔俸禄的含金量必然是越来越少的，对于商贾而言其最大的价值可能也就是，万一哪天自家生意破产了的话能让后代子孙靠着这个爵位一直过上还不错的生活。
至于列侯，原则上每个列侯将依据爵位大小来享受一个亭、一个乡，甚至一个县的税赋，但这个税赋肯定指的是田税和人头赋。
人头赋朝廷现在几乎就已经不怎么收了，而田税，在目前朝廷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正在逐年减少，甚至可能要不了多久，这个田亩税就也不收了呢。
毕竟安利号涉足农业，越来越像是现代的日本模式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和售出价的定价权都能牢牢被朝廷掌控在手里，收税这个事儿本质上就是一种形式了啊，到时候直接从粮价里把税收以利润的形式赚出来不是更合适？
剪刀差这东西想玩的话方法简直太多了，直接用税收的方式压榨农民，实在是太low了，再说他还怕工商业的发展导致耽误农本呢。
说白了，侯爵制度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执行最严的秦朝甚至几乎跟种姓制都有一拼了，只不过是允许阶层因军功而流动罢了，而等级森严无论如何是市民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死敌，因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市场规则必须凌驾于所有人之上，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包括君主本人，那又何况侯爵呢。
然后秦宜禄就发现，他给的刺激好像是有点过头了。
那些被新政刺激到的商贾们，一个个的好像都特么的疯了，恨不得都拿出了倾家荡产的架势在收购粮食，然后想尽办法赈济灾民，居然因此而导致了市面上本就涨价的粮食进一步的上涨，没点门路的普通人就是拿出再多的钱，居然也买不着粮食。
然后事情就朝着一个非常诡异的方向一路狂奔而去。
明明关西地区在今年受旱灾的情况还算可以，在蝗灾到来之前大部分的百姓也都已经开始在抢收了，按说只要没有囤积居奇，影响是不大的。
结果因为这封侯的事儿，商贾们还是开始囤积了。
只是虽然囤积，但却并不居奇，而是想方设法的将这些粮食发给灾民，效率比政府官办高多了。
然后事情就开始愈发的诡异了起来。
一方面是灾荒和居高不下的粮价，另一方是无数所谓的善良商贾在拼命的施粥，乡间种地的农民倒是还好，那些城郭里做工，做吏的人惊讶的发现，买粮越来越贵，甚至根本就买不起了，但偏偏吃赈济粮居然意外的好领，甚至有些商贾恨不得你去吃他的粮，他都要偷偷给你点钱。
那还买个屁的粮啊！
于是乎有一些大聪明就趁机把自己家里的存粮或者禄米给卖了，然后去吃赈济粮。
后来连乡里的农民们也开始卖口粮，领赈济了。
秦宜禄恨不得把那些商贾叫到自己的跟前把他们的脑袋砸开，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病啊！
甚至于这些商贾们觉得关西的灾民好像是不太够用，已经在大规模的把关东的灾民往关西领了。
然后本来就对商贾封侯这事儿不满的大臣们纷纷义愤填膺的上书，指出此事的扯蛋之处，认为秦宜禄和阎忠是异想天开，必须马上拨乱反正，赈灾这个事儿还是应该由官府来。
现在这不是在赈济粮食，纯特么是在糟践粮食。
朝会上，秦宜禄还是头一次有一种被满朝文武怼自己是个傻缺，自己还有点无言以对的情况。
“阎忠，你来说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
阎忠一摊手：“诸位大人们说得确实都是有的，然而就算是民间的商贾们对此事热心了一些，至少，确实是没有饿死人吧？甚至朝廷的存粮都还没动呢啊。反正这粮食也是吃在老百姓的肚子里，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