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维甫一上任，老天爷迎面就给个大嘴巴子，差点没把他给抽过去。这家伙身体不好，皇帝却不惯毛病，一点没有你身体不好我多干点的意思，张四维接手政事堂几个月的工夫就变得有些尖嘴猴腮。
他舅舅王崇古申请提前退休，已获皇帝允准，此时大概已经到了云南，张四维失却重要智囊。虽然当副相期间，有很多人攀附上来，但张四维却不敢托以心腹，毕竟这些人未经考验。
当上总理大臣后，晋党一时间势力大涨，但张四维夹袋中还是缺人，尤其是缺具有高层视野，并可以托以心腹的智囊。比起底蕴，张四维和张居正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因此无法做到指挥如意，很多事需要协调——就格外累了些。
当然，张四维没有张居正的治政能力才是决定性因素。张居正在隆庆六年接手时才叫烂摊子，正所谓“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要是不搞考成和变法，现在大明已经乱起来了。但就是这个局面，张居正照样干的风生水起，十三年时间打造出一个新大明。
以岁入为例，万历元年，岁入一千多万两。等万历十三年张四维接手时，岁入七千五百万，差一点翻了三番。钱粮已经充足到能应对连续三年的大范围灾荒——山西的灾情为什么令人恼火，完全是候于赵这个傻缺给乱搞出来的。
因此张四维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在这个条件下干的比张居正累基本上属于能力问题。不是说张居正就比张四维脑瓜好，而是张居正拉得下脸、弯得下腰，性子坚韧的同时还胸怀阔达——顶尖政治家的这些优秀品质，张四维和中兴郡王比，全属于半瓶子醋的水平。
说实话，如今的政事堂，若论拉的下脸，许国在张四维之上；若论弯得下腰，王国光令他瞠乎其后；性子坚韧方面梁梦龙和潘晟不相伯仲，但都比张四维要强，胸怀阔达这方面，罗万化这见过大世面的甩他两条街。
在这种情况下，张四维要想不被架空，并保有权力就只有一条路——他打算紧紧抱住皇帝大腿。因为他是政事堂总理大臣，因此这大腿抱起来格外方便，至少他面圣的时候最多。
虽然张四维想抱皇帝大腿，但变法之后中枢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政事堂较嘉靖、隆庆时代的内阁权责大了太多，且经过张居正与朱翊钧的磨合，皇权与相权之间也有比较明显的边界——凡不涉大政军权，皇帝无意干涉的一般政务，俱由总理大臣做主。
如此一来，张四维也做不得“三旨相公”——故宋神宗时宰相王圭为政少所建明，《宋史》言“以其上殿进呈，曰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曰已得圣旨也。”故曰“三旨相公”——体制在那里，皇帝也没有逾界伸手帮他一把的念头。
而从朱翊钧的角度来看，张居正的薨逝让他明显感觉到朝政运转的涩滞。总理大臣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很多事儿在政事堂就开始扯皮。自下而上反映上来的问题，各部门之间也出现了推诿的情况——不是说张居正死了大伙儿没了公心，而是此前中兴郡王的超强统筹能力掩盖了很多本应早就暴露的体制机制问题。
例如本次山西救灾——现如今朝廷负责防灾减灾的职能分散在几个部里面。民政部负责赈灾，建设交通部管着水利建设、这部分职能农工商部也有些，潘季驯这个黄淮水利大臣还管着一部分。
政出多门自然会导致协调时间增加，虽然上面有内阁抓总，但几个副相都够不着各部底下具体负责的司局，全通过尚书协调效率自然低下。
如此一来，张四维干的比张居正还累，这效能还没有张居正高。张居正为相时，副相们和各部尚书唯其马首是瞻，做事唯恐不尽心尽力，以防张江陵叱骂甚或给予政治打击。而如今张四维所做决策，却老担心潘晟等人给他挖坑，必要反复调研斟酌，方敢决断——所谓殚精竭虑，不外如是。
......
万历五年开始的大变法，将隋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六部制改成了九部，搭起了政事堂的架子，增设枢密院、取消司礼监并设内务府——这个改革主要目的是利用政事堂集中相权，利用枢密院增强皇帝的军权、利用内务府将皇帝的产业进一步规范化。
这半吊子政改在张居正手中运转良好，因为老先生惊才绝艳，指挥起来如臂使指。等张四维接班之后，就发现运转涩滞——他缺乏张居正一言九鼎的权威，虽然尽到了调镬阴阳的职责，但“总理大臣”与“内阁首辅”迥异，张四维还打着抱皇帝大腿的念头，几个月之后朱翊钧也感觉出来不对劲来。
万历十三年的大旱灾，在原时空拉开了万历时期连续大灾的序幕。朱翊钧虽然没有研究过万历时期的气候记录，但“小冰河”三个字却是记得清楚。
从这几个月朝廷在山西赈灾的过程来看，在皇帝着急、总理大臣红了眼珠的情况下——朝廷的救灾体系运转的不好，尤其是旱灾初期，山西上来的消息杂乱、朝廷运粮的手段缺乏，暴露出大量问题。
不仅仅在救灾方面，随着变法对大明社会的改变，朱翊还感觉到中枢很多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张居正当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