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她走了吗？你在医院里，是怎么度过的？”安羽惜好奇地闪着眼睛，问我。
筱梅的身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以后，我的心一下子就失落了。
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生物，傻傻地瞪着屋顶的天棚，心里慌慌的十分害怕。
此后，陈丽来给我换了两次药，每次，她都打听我跟筱梅的有关。她的问题令我尴尬，也不好回答，干脆我就装成哑巴，翻着白眼盯着屋顶，一声不响。
“你家哪里的呀？我看你长得这么帅，以前从来没在镇上见过，你跟筱梅一定是在谈恋爱。”陈丽似乎对我们，确切地说应该是对筱梅，兴趣很大。
“你是哪里人呀？上海人吗？筱梅爸妈都回了上海。”陈丽特别爱说，特别八卦。
我干脆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也许是昨天太疼了，夜里没有睡好，也许是发烧把我的脑子烧糊涂了，也许是药物作用，我睡着了。
也不知道陈丽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醒了，睁开眼睛，发现站在我床前的是筱梅。
我的心里莫名地一阵激动，脱口而出：“你没有回上海吗？”
她同样没有理我，而是问：“你想吃点儿什么？”
那种年代，过年了，在那样的小镇上，连一家开门的铺子都没有，更别说有饭店、小吃了。
我其实有点饿了。近十九岁的大小伙子，正值吃穷老子的年龄。不，过了这个年，我已经二十岁了。但是，我不好意思告诉她饿了。
“现在几点了？”我风马牛不相及地问她。
她看了看表，却对我说：“你自己不是有表吗？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被她说得脸有些发烫，不敢看她，也不敢跟她说话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筱梅的家在上海。她爸妈都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支援内地省份工业发展的技术工人，落户在县城。
筱梅初中毕业后，考取了当地地区供销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县城下面这个古镇的供销社，当了一名统计会计兼营业员。
镇是古镇，但人口基数少，供销社属于那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营业单位，所以筱梅作为镇供销社统计会计，还要兼职营业员的工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上海下放在外地的许多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很多都回了上海，筱梅的爸妈也不例外。因为筱梅出生时，上的就是当地户口，那时候子女随迁不容易，父母回上海后，这里只剩下了筱梅一个人。
过年前，供销社保障供应当地的各项春节物资，筱梅很难分身回上海跟爸妈团聚。本来打算年三十上完上午半天班，中午赶去县城坐火车回上海。但由于没有买到坐票，几百公里，站着太辛苦，她就打算第二天，也就是年初一，坐下午的火车回上海。
不料，除夕夜里，我被歹徒追到她的门前。
筱梅说，我的呼救声，是那么凄厉，那么的撕裂，那时候，她已经睡下了，但我的呼救声让她没有办法淡定，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听了那个声音，就仿佛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陨落。那一刻，我什么危险都没有考虑，就是想：我要把这个人救下来，不能让他在我跟前，就这么死了。”后来筱梅对我说。
当时，她也没有想到我伤的那么重，还得了急性肺炎。
看到我浑身是血，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其实当时把她吓坏了。她很害怕我死在她的屋里，所以那天夜里，她给我弄吃的，又为我敷毛巾降温。
第二天，她本打算把我弄到医院就离开，回上海。不料我是一个穷鬼，身无分文，害得她替我垫付了医药和住院费。
在筱梅从我病房离开，准备回上海时，那位张姓男医生喊住了她：“这个小伙子病得不轻，身上还有伤，晚上离不开人陪护。不然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医院可担不起责任。”
医生的一句话，断了筱梅回家的路。
大年初一晚上，筱梅来卫生院陪护我。她从家里抱来一床棉被，放在我对面的另一张床上，作为她陪床的卧具。另外，她给我煮了一保温桶瘦肉粥。是腊肉大米的那种，特别香，特别好吃。
满满的一保温桶，足足有两大碗，我全吃了。
然后，她拿着保温桶和我吃饭的碗筷去水池子洗刷。
看着她为我做的一切，我的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感动。我想对她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我觉得那一声谢太没有分量，不能实质性地感谢到她。
因此，我只是沉默地看着她，看着她为我做的一切。而我们，只是两个陌生人。
晚上，卫生院只有一个医生和陈丽值班。整个卫生院里非常冷清，非常寂寥。外面的世界一片漆黑，偶尔有哪家小孩燃放一两只散炮，给沉浸在料峭寒冬里的夜晚造成几声突兀的动静。
筱梅从医生办公室里找来一大摞报纸，坐在床上沉默地翻阅。
白天吊了几瓶水，又吃了药，也是因为年轻，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了许多。
两个人共处一室，又都醒着，而彼此却没有什么话说。她一直在翻看报纸，而我就比较尴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