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及后续改革内容偏设想，仅供参考）
1864年，万历十六年。
就在明军完成对英属印度、沙俄西伯利亚中东部的占领，关西发生叛乱的同一年，朱翊钧也开始了皇族制度的改革。
在张居正改革时，对于礼部中掌管宗族名册、按时编纂玉牒的职能，由于不是行政职能，也不好划分给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所以便还给了宗人府，让皇族自行管理家族内事务。
因此，宗人府便从永乐以后名存实亡的状态下，起死回生了。
政要处、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少府监，便成为明朝内廷改革之后，五个内廷最高等级的机构。
而在外廷和内廷的机构全都改革之后，各地服务于皇族宗亲的王府长史司、王府仪卫司、郡王府、镇国将军府等，也需要一并改革。
根据朱元璋定下的制度：
皇子除继承皇位的，其余都封为亲王；
亲王子除继承亲王位的，其余都封为郡王；
郡王子孙，除继承郡王位的，其余从第一代到第五代，都授予自从一品镇国将军至从五品辅国中尉的官职，第六代及第六代以后，都授予从六品奉国中尉。
此外，皇帝之女封为公主，亲王之女封为郡主，郡王之女封为县主，此后，从郡王的第二代到第四代，分别封郡君、县君、乡君。
在明朝军事制度改革之后，将军、中尉的称号不好再随便授予，皇族从郡王以后封的那些官职已经不合适了。
再加上张居正改革后，低阶皇室宗族也不发俸禄了。这些官职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工资，封不封也没什么区别。
因此，郡王以下，从镇国将军开始，爵位全部革除，郡君、县君、乡君的称号也全部取消。
如此，皇帝之后，男性从第六代开始，女性从第四代开始，就没有官爵了。
但只要是皇族后代，便都会由宗人府记录在玉碟（皇族族谱）上，拥有皇族身份。
不过，这样的皇族爵位改革变动太大，不能贸然实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安抚皇族宗亲。
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新思想取代旧观念，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也在中国传播。
皇族在举办一些典礼和宴会时，开销很大。资产阶级逐渐成熟后，议会中的纳税人也不愿意让国家财政负担这些钱。
同时，在明朝，皇帝要修建宫殿、要花钱，都要受朝廷官员的限制，不能像其他朝代的皇帝那样，随心所欲的造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等离宫别苑。
朱翊钧的生母——慈圣太后李氏，在张居正执政期间，想要修缮一间寺院，都被朝臣阻止，最后只能无限搁置、不了了之，十分憋屈。
不仅如此，还经常有朝臣要求皇帝动用自己的内帑来补充财政。
因此，在皇帝和议会都同意的情况下，在皇族改革中，朱翊钧便会对皇族财产制度进行改革。
将原本混合在一起的国家财产与皇家财产、宗室财产进行区分，分别成立国有公司、皇家公司进行管理。
划分好之后，皇族花费不再由国家财政负责（国家公事必须的典礼花费除外），国家财政也不得再要求皇帝内帑补贴（只能以皇家公司的名义认购国债），双方各有一套账目。
同时，定下给皇帝、皇后、太子和各藩王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发放。
对全国各地皇族宗亲的财产，除皇族子弟自己置办的以外，全部收归少府监统一管理，并统合成各个公司。
就连皇帝名下的“皇庄”，也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随着机械化农具的推广，改为种植公司或养殖公司，实行现代化管理，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化种植和养殖。
同样的，这样的皇族财产变动太大，不能贸然实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安抚皇族宗亲。
至于这个安抚措施，朱翊钧也已经想到了。
此时，随着朝堂中，对于从俄、法、英三国手上夺得的殖民地治理方案的争议，皇族也会对这些殖民地有想法。
尤其是朱翊钧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潞王朱翊镠，以及包括郑贵妃在内的、朱翊钧已经生下皇子的诸多妃嫔。
有欧洲各国革命中英国查理一世、法国路易十六及其家族结局的前车之鉴，明朝皇族自然也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因此，很多人都会产生将藩王分封到海外，以分散风险的想法。
另一方面，已经生下皇子的后妃们，也不想在朱翊钧死后，过那种骨肉分离、寄人篱下的日子，也想要跟随儿子去封地。
如果分封在国内，怕藩王造反、引起动乱，她们肯定得留在宫里做人质。但分封去海外的话，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可以跟随儿子去封地。
朱翊钧想要改革皇族爵位制度、皇族财产制度，就可以以将藩王分封到海外，并给予实权作为安抚。
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了近现代化的改革，不怕藩王造反。
就算有藩王造反，在海外那么远，也不可能造反成功。
而将从俄、法、英三国手上夺得的殖民地分封给藩王，作为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