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镇内，造成街市内涝严重；
而寨墙修好以后，再大的洪水也再未进入镇内，十家镇内涝之苦迎刃而解。
十家镇里有大小商铺四五百家，人口达十万之多。
商号把大小七十二条街巷，横竖三十六条胡同挤的满满当当。
而作为府衙所在地的伏阳城，人口也不过区区五六万人。
十家镇外的伏水河上，整日船舢如梭、百桅如林、千帆竞扬；
码头上下货堆卸如山，镇内车马如潮熙攘鼎沸。
景德镇的瓷器、苏浙的海盐、杭州的丝绸、湖广的大米、关外的皮货，豫中的棉麻、本地的白酒、福建的茶叶，
在十家镇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买卖对象。
南货在汉口集散后，装船沿汉水逆流而来。
北货用骡马、骆驼和大车，从洛阳或开封通过陆路运来，全部在十家镇钱货易主。
交易完成后，北货装船南下，南货装车北上。
南船北马，水陆转换就在十家镇完成。
十家镇内的街市胡同，同样可谓泾渭分明：
山货街专营山货，茶市街专营茶叶，瓷器街主营瓷器，铜器胡同专营铜铁器皿，
骡店街皆为骡马大车店，麻花街专门经营小吃食品。
鼎盛时期的十家镇，药材月销售十万余斤，木材日成交千余方，粮食日成交十万余斤。
镇内的四十八家过载行，通宵达旦的装卸货物，才能保证按时完成交货。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做生意也一样啊！”
郭修安感叹道。
当年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的瓷器街，如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瓷器街全长虽然只有三百多米，但因为紧挨着伏水河上的南码头，是嘉庆年间最红火的行当。
满街汇聚着官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各大名窑的瓷品。
从普通的家用瓷盆、瓷碗、瓷碟、瓷盘，到流光溢彩的花瓶古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春夏秋冬不分昼夜，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而到了咸丰年间，白莲教起和太平天国之乱席卷楚赣闽浙，南北商路也随之阻断；
而同治年间的捻军之乱，更是肆意劫掠瓷器街，火烧山西会馆，又给十家镇当头痛击。
平复捻军后，经过十年的恢复，十家镇的繁华才迎来第二春。
利润丰厚的茶叶、药材、白酒、棉布、票号，逐渐成为十家镇的当家行当；
而粗重的瓷器、昂贵的丝绸、薄利的粮食、遥远的皮货等行业逐渐萧条。
郭修安二十多年前离镇回乡后，他便很少来镇上；如今再入十家镇，心中不自觉的翻涌着“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气。
他不自觉的扬鞭催促，急匆匆的赶着牛车从瓷器街转到骡店街。
骡店街倒是川流不息、热闹依旧，只是难现二十年前的鼎沸之势。
十家镇行会众多，有“十大行”和“十小行”之分。
十大行即为茶行、药行、酒行、盐行、粮行、棉行、木行、染行、食行、银行，这些都是日进斗金的行当，主要有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商号经营。
十小行则是过载行、粉行、铁行、瓷行、烟行、油行、丝衣行、皮货行、山货行、大车行，这些行当中利润丰厚的也大多由外省商号经营。本地人最多也就是经营酒肆客栈、车行骡店等薄利行当。
正所谓：“外地人吃肉，本地人喝汤”！
骡店街的店铺主要是过载行，商号不多，但前店后仓，门面都很大。
过了骡店街就是西茶市街。
茶市街自然都是茶行，福建的红茶、湖南的蒲茶、湖北的帽盒茶，商号栉次鳞比，一家挨着一家。
山西茶商在同治年间重新打通了南北商路，还开辟了“万里茶道”。
茶商直接在福建和湖广圈山种茶，在库伦和恰克图设店贸易，把茶叶生意延伸到了茶山和蒙俄。
而在十家镇，茶行也是近三十年来最赚钱的行当。
过了茶市街就是帽儿胡同。
帽儿胡同也不长但街面宽阔，像一个草帽倒扣在西茶市街，故名“帽儿胡同”。
帽儿胡同只有两家车马店，郭家的“裕丰”车马店就是其中的一家。
当年郭修安被郭敬祖招回三家营后，他就把车马店交给店里的大伙计蒯增林经管。
二十多年来，蒯增林一直是裕丰车马店的掌柜。
三年前，郭修安打发儿子郭治清过来车马店当伙计。
一直经管裕丰车马店的掌柜蒯增林，以为郭治清是来接管车马店的，就悄悄留了一封信，然后卷了铺盖“辞东”了回老家了。
郭修安得知蒯增林辞东后，带着厚礼亲自跑到蒯掌柜的老家泗水街。
郭修安对蒯掌柜说：
“蒯大哥你误会了！我让治清这个毛头小伙儿来店里，不是来当掌柜的，而是来给你当伙计的！”
郭修安当着裕丰大车店所有伙计的面，让郭治清跪在蒯增林面前行礼拜师。
郭修安明言，蒯增林还是裕丰车马店的掌柜，郭治清只是店里的打杂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