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中国古代“火药武器”的发展远远走在了同时期的岛国日本前面，并引发元朝两次东征日本。
元朝在西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大举东征日本，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单纯的对外战争，但在“时间线”上，却和南宋的灭亡息息相关，因为此时的“蒙元政权”已经扫荡了欧亚大陆，并对南宋形成了包围态势。
“大蒙古国”在灭金后向南扩展的同时，还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其兵锋远及中亚、西亚、东欧甚至中欧，先后打败突厥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受阻于埃及“西奈半岛”后建立了“四大汗国”。
但是，蒙古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早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就发兵东征高丽，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在元朝建立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以高丽为跳板，分别在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西元1281年）发动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两次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元朝东征日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实，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其征服欲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在这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经济原因和其他因素的共同推动，毕竟宋朝是古代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多宋人亡国后逃到日本。
当时，“蒙古帝国”攻占“大理”后，其进攻态势就已对南宋形成合围，而南宋朝廷唯一获得援助的方式，就是通过海路向高丽、日本求援。不过，在西元1260年，“蒙古大汗”蒙哥却被“火炮”轰死于“钓鱼城之战”中（今重庆合川）。于是，正在与南宋军队交战的忽必烈不得不立刻撤兵，赶回草原上都争夺“大汗之位”。
此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贵族推举为新任的“蒙古大汗”，但在西元1264年，忽必烈则击败了阿里不哥，并夺得了“蒙古大汗”之位，且还定国号为“元”，将自己“年号”定为“至元元年”。
但是，在忽必烈夺得汗位之后，蒙古大军南下大举进攻南宋均未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前，蒙古攻灭西夏和灭亡金朝时，都是和南宋达成了协议，并采取“远交近攻”战略的。因此，在元世祖忽必烈看来，征服高丽、日本，在政治上对孤立南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当然，这有助于“蒙元朝廷”实施“心理战”压服南宋。
早在窝阔台主政时期，“蒙古帝国”就已经采用武力手段迫使高丽称臣纳贡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蒙元朝廷”更是采取了“和亲”的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的内政和外交，并进一步强化其“藩属国”地位。
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 年）忽必烈更是将“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愖”，从而使元朝和高丽之间除了存在宗蕃关系之外，又增加了“王室姻亲”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忽必烈所说的“义虽君臣，欢若父子”的局面。从此，“蒙元朝廷”完全掌控了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使得征服欲望膨胀。
于是，元世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并希望通过遣使通好的方式，使日本也一并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以达到孤立南宋，早日统一的目的。只可惜，此举并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倭人瞧不起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根据史书中记载，西元1266年，郎赫德、殷弘携带“蒙元”国书出使日本，且国书中用汉文写道：“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当元朝遣使通好并带有威胁意味的“国书”到达日本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日本大权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实际掌权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家发生了分歧。“幕府朝廷”认为应当对蒙古在国书中提出的要求平等立场提出婉拒，但幕府认为国书内容带有威胁意味，十分无礼，不必理会，让其自讨没趣。
最终，元世祖决定起兵东征日本。其实，这并非元朝第一次遣使诏谕日本，因在至元三年（西元1266年）八月，忽必烈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文书中不乏“和好”、“通好”的字眼，但同样带有命称臣之意。
在至元四年、五年、十年，元世祖均派遣过使者出使日本，但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人多次的不理不睬已经让元朝感到颜面尽失，既然“礼”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只好用“兵”来解决，这在古代叫“先礼后兵”。
因此，可以说元朝出兵日本，除了为了达到孤立南宋的政治目的之外 ，也不乏有挽回颜面的目的，当然也有一展大国威严之意。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杜世忠一行人出使日本，但却被幕府斩于镰仓西郊的龙口。倭人本意是警示元朝避免战争再起，可这一行为激起了元世祖的怒火，准备第二次进攻日本。
“文永之役”由于军队人员构成、战备物资不足的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对于一向习惯了胜利并习惯了征服的“蒙元朝廷”来说，绝对不是一件能容忍之事。所以，出征日本以挽回颜面就势在必行了。
另一方面，元朝也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