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时的军刀威力远不如日本“倭刀”，但并不妨碍明军借助“鸳鸯阵”，以团队作战打败倭寇。
明朝的“火器”发展逐渐成熟，远射的火炮已基本上取代了“回回炮”与“床弩”，但单兵使用的火器如“碗口铳”、“三眼铳”、“倭铳”、“鸟铳”等“手铳”因装填费时，并在阴雨天因火药受潮影响，未能完全派上用场。
因此，刀剑、弓弩、矛盾、斧锤等传统冷兵器仍为步兵基本装备，并因“倭寇”侵扰而有重大的变革。
当时，明军在与“倭寇”接战时，手中的兵器常遭精良的“倭刀”劈砍磕折，甚至直接削断，死伤极重。后来，明军便发展出厚背砍刀相抗，虽不再易断，但一经正面砍架，刃口常翻卷，甚至不能伤敌，况且兵器沉重，远不如“倭刀”灵动沉猛。这时，“戚家军”装备的“戚家刀”在“鸳鸯阵”掩护下，对倭作效果大为改观。
“戚家刀”和倭寇的“武士刀”最大区别是：“刀茎”不同；刀身长度、宽厚都有所不同；刀与柄的固定方式不同。“倭刀”是靠目钉横穿目钉孔，而“戚家刀”多是尾铆。所谓“戚家刀”，狭义上是指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将士普遍使用的佩刀，广义上是指自“戚家军”以后，明清两朝生产的类似戚继光改良“刀姿”后的战刀。
这类刀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倭刀”的弧度样式，其刀柄一般是直的或者前下弯，而不类似倭刀的后弯式，因为这符合中国士兵长期以来的持刀习惯。同时，“戚家刀”的锻造也都符合戚继光提出的“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要求，即用“百炼钢”做刀身，用“纯钢”做刀刃，以便尽量做到从整体上达到刚柔并济的要求。
从现有保存的“戚家刀”来看，几乎没有采用过日本刀的锻造方式。“倭刀”锻造之最大的特点，是使用软铁做“刀芯”，外包“刃钢”，用烂泥覆盖刀刃淬火，形成波浪花纹，锻造方法复杂，性能很好，但成本太高。
“倭刀”虽然锋利且坚韧，在互相对砍时能轻易斩断明朝士兵手里的刀剑，但因锻造成本过高，不适合大规模作战时使用。所以，中国古代一直使用“刃口夹钢”的方式，来简单处理“刚柔兼顾”的问题，成本低。
“戚家刀”虽然学习了日本刀的“姿态”并从整体上一改往日风格，但明军不用像倭寇般只注重单个刀体精研打磨，而更加注重整体功效和制造成本，不像造价昂贵的“武士刀”，根本无法大规模普及，形同鸡肋。
像“戚家刀”这种类型的“明刀”，其整体强度都是非常好的，虽然不能与“倭刀”直接对砍，但通过“藤牌”护身后欺近上前反手砍中对方，或捅穿放血，也照样能杀敌人，故易于普及，很适合大规模的战场格斗。
为此，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还专门编著了此种战刀的刀法。而“戚家刀”后来也被在刀体上开出“血槽”，便于像剑一样刺伤敌人，同时快速放血。这种刀型在清朝早期也有沿用，但中期以后基本绝迹。
“戚武毅公宝刀歌谢莱阳徐明府桂宝同年” 清朝王懿荣昔年曾刻《南塘集》：“今朝喜得‘戚家刀’。刀轻如纸光如水，两行款识秋芒豪。上镌万历十年字，是时公居蓟镇地。登州戚氏岳家军，铸刀初成姓为记。
忆昔浙闽与三边，公所到处皆凌烟。虏酒朔风不成醉，精神炯炯三百年。几经流传济南驿，徐侯得之若拱壁。银函未改明时装，鸊鹈血染苔花碧。我今持节过莱阳，下马直上徐侯堂。
徐侯宝刀举相赠，知余团练兼御防。千金挂树生不疑，楚弓楚得千古奇。即今防边无二义，关东诸将何离披。北洋舟师更无论，一掷二千六百万。遂令穷岛逞天骄，海夹虾夷任滋蔓。
朝廷命我治乡兵，徐侯与我同岁生。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泪纵横。”写出了主人公之睹物生情。虽说明朝后期的中国军队仍能轻松打败日本古代最强的“百战雄师”，但清朝末年的“甲午海战”却让人诟病。
古代日本军事实力究竟如何？能不能和古代中国叫板？先不说发生在唐高宗年间的“白江口海战”把“倭人”打得没了脾性，不得不密集遣使来朝，全盘照搬唐朝文化与政治制度，光是九百年后发生在西元十六世纪末的万历援朝抗倭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便是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此时的中日两国差距是最小的。
“万历三大征”的对手就是倭国日本。中、日两军在平壤周围的战斗，从万历二十年四月的“祖承训”偷袭平壤失利开始，一直到次年李如松大军攻破平壤后，迫使小西行长率领6000余残兵败将逃往王京才结束。
关于祖承训袭击平壤一战，只不过是中、日两军的一次小规模接触战而已，不具备参考性，因为两军的真正对抗，则是第二年李如松攻打平壤之战。
在战前，李如松曾经给柳成龙鼓劲，说：倭且恃鸟铳，我用大炮皆过五、六里，彼何可当耶？这段话固然有夸大自身武力之嫌，但也点出了中、日两军装备的差距，即明军重型火器要远远多于倭军，而单兵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