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安德鲁说话的期间，两位嬷嬷也悄无声息的走进了神父房间，她们一高一矮，都是年过五十的修女，脸上满脸皱纹，全身洗衣女工的装扮。两人都没有说话，各自找了个椅子，安安静静的坐下，聆听着来客者诉说。
当听到贡比涅女修道院的十六位嬷嬷即将失去保护，面临激进分子的恐怖威胁时，屋里的三个女人面面相觑，神情非常恐惧。
所有听众中，安德鲁注意到神父依然保持着镇静。在九月大屠杀的那天，当周围是一片凶手的狂吼和垂死者的惨叫时候，神父相信自己是唱上帝的颂歌，成功从杀戮中走了出来。但他全然忘记了是某个好心狱警将他本人推到黑暗的地下室，这才躲过一劫。
如果穆尔丹神父选择了拒绝，坚持让躲在森林里的圣职者们唱圣歌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那安德鲁就只能动用最后的手段，将女修道院的那十六名嬷嬷做强行遣散，最低前提是保证小丽莎的安全，其他修女就只能自求多福。
房间里的两位修女此时已神情惊慌、浑身颤抖，眼睛里饱含泪水，即便是“九月大屠杀”已过去两年多，她们依然不堪回首。
不久，老神父那声音低沉而柔和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我一直在想，上帝之所以把我从这场杀戮中拯救出来，肯定是给我安排了另一种归宿，我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如今，上帝因为某种需要派来了使者，让我去保护他在贡比涅的孩子们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履新这一神圣职责。”
说到这里时，穆尔丹神父将目光转向使者安德鲁身上，问道：“我可以随时前往贡比涅森林，这一点毋容置疑。但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安置那十六位嬷嬷。您也知道的，偌大的法兰西已经容不下一座正常的教堂，一个清净的修道院了。”
或许是以身俱来的贵族身份，使得安德鲁喜欢往自己身上添加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所以当他听到老神父尊称自己为“上帝使者”时，便有了受宠若惊的感觉，对圣职者的刻板印象也随之改变。
于是，安德鲁真挚而坦率的说道：“我的建议，是让修女们离开贡比涅森林，前往战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这样就能够得到军队的庇护。驻地医院通常都会远离战场，不会有什么危险。”
13世纪开始，在圣·弗朗西斯与小兄弟会，以及圣·克莱尔与济贫修女会的推动下，从事教育和卫生保健工作的天主教半官方社团蓬勃兴起，并得到时任罗马教皇的赞许。
对此，教廷枢密院专门开会讨论，对修女从事救护工作做了一番的宗教解释：救治他人属于一项神圣崇高的职责，施救者无论是教士还是修女，他（她）们与被救治者不存在身份地位和男女性别的差异，近似佛教那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点。
因循守旧的修女们也许会拒绝一名陌生人的援助，但绝不会无视一位受人尊重的神父建议。更何况在几年前，穆尔丹神父在贡比涅女修道院里做过布施神父，相信修女们依然忘不了这位说话和气，待人和蔼的“上帝仆人”。
“军医官是谁？”穆尔丹神父问。
安德鲁说：“皮埃尔·弗朗索瓦·佩尔西。”
“嗯，我认识他的父亲，老佩尔西也是一名军医官。”
神父回忆了好一阵，继而又说：“18年前，也就是1776年，那时的巴黎创立了军事医疗体系，我也曾被指定为随军教士……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弗兰克先生，我只有一个请求，希望您能同意一个不宣誓教士带领他的十六位姊妹，前往军营从事护理工作。”
听到这里时，安德鲁陷入了沉思，他不喜欢节外生枝，那是穆尔丹神父的出走，极有可能暴露这栋小楼的隐居者们。毕竟，安德鲁远在两百多公里外的北方前线，很难顾及到巴黎这边。（注：为方便阅读，以后描述性的语句将使用公里或千米概念）
但很快，伯爵夫人和两位嬷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们坚决支持穆尔丹神父的意愿，那两位嬷嬷甚至提出自己愿意跟随神父前往军营效力，但被房间的其他三人联手否决了。
“那好吧，那就请神父立刻收拾一下行李，我的马车夫会连夜将你送到贡比涅森林的庇护所。麻烦您赶在明天中午之前，务必说服院长嬷嬷。”
穆尔丹神父本想告诉安德鲁，自己可独自骑马赶赴贡比涅森林。但转眼间，他想到了沿途的检查哨，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必收拾了，我现在就可以出发！”
说着，老神父站了起来。他先是摘下壁炉上面的耶稣蒙难像，用绒布包好了，连同桌上的日课经一同放进了大棕色箱子里面，并把伯爵夫人递来的公民证揣进口袋。
数分钟后，站在二楼阳台的安德鲁和伯爵夫人目送马车离开。
等到两人回到房间时，女人对着男人问：“我记得在阿格诺镇上，有一位七年战争之后，从莱茵河对岸逃亡过来的埃尔恩男爵，他膝下仅有一位独生女，却长期生活在女修道院里。”
安德鲁淡淡的回应说：“没错，埃尔恩男爵就是我的外祖父，而且我母亲是在女修道院生下的我，但在两小时之后死于产后大出血。至于我的亲生父亲，也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