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此乃大王所言。” “若毁掉中原甚至是国内的乡校，恐怕招致民怨。” “士子们不敢在乡校聚众议政，也会在私底下诽谤国政！” “若是仁政，士子们岂敢，也岂能非议？” “请大王三思！” 乡校，是地方上的学校，它既是学习场所，又是游乐、议政的场所。 这吴国范围之内最大的乡校，莫过于孔丘一家的。 儒家！ 昔日，子产将乡校作为获取士子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民间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 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国人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国人与被国君之间的关系，颇得郑人的爱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 那时郑国，是新政发动机，孔丘谈仁政，就以子产新政为样板，赞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 孔丘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周公那样的人，辅明王而行王道。 其次，则如管仲之遇桓公，能以霸业渐进，而行王道。 然而，切合实际的，是像子产那样治理一个千乘之国。 子产治郑，可谓是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民zhu尝试。 “大王，右丞相所言极是！” 治粟内史曾点出列道：“士子之口，堵不如疏。” “君王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与宣读。” “朝臣官吏可以直接进谏言，黎庶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君王，左右近臣要尽规谏之责，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君王的过失，乐师与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君王。” “国人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何乐而不为？” 顿了一下，曾点又道：“大王设立登闻鼓、诽谤之木，所为者，可不正是为听取民意吗？” “而今中原士子只是为时政权衡利弊，为大王计较得失，大王何能废止乡校？” 邓析是法家的鼻祖，孔丘与曾点则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儒法之争，就在于他们做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