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也受限于所处环境，而正是那些看上去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支撑着大城市的繁华，也支撑着所谓“高端人才”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只想要高技能人才，结果多半会事与愿违：服务价格会越来越高，收入会被生活成本侵蚀，各种不便利也会让生活质量下降，“高端人才”最终也可能不得不离开。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产率，也能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工，各地区发展符合自身优势的经济模式，互通有无，整体效率和收入都会提高。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让建设用地指标流动起来，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的更有价值。要让市场力量在各类要素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让资源更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十几亿人在40年间摆脱了贫困，大大缩小了全世界70亿人之间的不平等。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虽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那么高。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累积的贫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也变得更加重要。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也无法承担过大的差距所带来的剧烈冲突，因此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家庭概念也会影响不平等的容忍度。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城市化与工业化互相作用。这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
天啦，我都把这一章的重要内容整理完了，讲座还没结束。老教授是真的催眠啊，他发言的那十多分钟，我就只翻了四页书。有人直接靠椅子上睡着了，有人干脆打起王者了，有人已经去了好几趟厕所了，有的人早就溜了。我的天啊，闭幕式听各位领导总结发言居然搞了一个小时。在那听了一下午五个小时，难受死我了。
海藻球送不了西藏，只好换件礼物，问了好几家，总算是找到个能送的了——书签。
三教四楼什么东西一直在响。
寒假写的讲习稿我早就删了，下周要考核，那只好重写份，又去回顾了遍三体游戏，倒也不错。这次是十点才离开教室的。
感觉我应该雨露均沾，不能只在璃月探索，蒙德也得转转。
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把话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