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符筠生和沈世魁就尚可喜余部的归属进行商议的时候，崇祯七年七月十二日，后金军越过长城，对宣大一线展开了进攻----当年五月，阿巴海率八旗兵出行，威慑刚刚收服没多久的察哈尔部旧地；六月中，后金军抵达宣大附近，随后获悉宣大地区守备薄弱的消息，便决定对大明发起进攻----这次进攻，后金军出动大约6万兵马，并纠集了2万多蒙古骑兵，不过由于崇祯四年破口入关时未能在明军反攻时守住攻下的永平四城，所以，这次后金军南侵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而不在于攻取城池，因此，面对设防稍加坚固的城市，后金便越过不打，专心袭扰各地基本没有防御能力的村落。
按道理来说，对于后金军这种不攻坚城，分散兵力劫掠乡村的战法，明军如果有一支相对强大的军队，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截断粮道，给其造成威胁的。
但问题是，为了加强山海关、蓟镇方向的防御，明廷已经从宣大两地抽调了大量的兵力，此外，明廷又从宣大抽兵南下镇压流寇作乱，因此，宣大一带的防御可以说空虚到了极点，连守城都勉强，根本连一支可用的机动部队都无法集结出来，所以，只能坐视后金军在其后方大肆劫掠----在山西崞县，有两百多后金军押解妇孺千余人自代州城下经过，被俘的妇女小孩望着城上的亲人“相向悲啼”，城上却只能不发一矢，眼睁睁的看其等“飏去”。
可明军据城不出也让阿巴海有些头疼，所以阿巴海特意写信羞辱大同明朝守军道：“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
然而面对这样的羞辱，实在拿不出兵来的宣大明军也只能咬牙切齿的生忍了羞辱，就连崇祯皇帝听了也只有“顿足太息”而无能为力。
后金军的攻势于当年闰八月初结束，最终“蹂宣大逾五旬、杀掠无算”、满载而归。
后金军的这次胜利，不但进一步摧毁了山西北部、顺天西北部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坚定了蒙古各部投靠后金之心----蒙古各部觉得跟着后金可以轻松的进关抢劫；然而更关键的是，在后金大军从草原进入关内的时候，还从草原给大明带来了更可怕的危机----稍后几年内，连绵不断的鼠疫，会彻底将大明拖入万丈深渊。
后金军前脚刚走宣大撤走，一度被困在车厢峡内的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流寇也成功突围了----当时“大雨二旬，（寇）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若官军“蹙之”，将无一人可以幸免，李自成等见“势绌”便商议“以重宝贿陈奇瑜左右及诸将帅，伪请降”，而陈奇瑜这因为刚刚打了一系列胜仗，镇“轻贼不足平，有骄色”，一旦“义军”请降，便被“大功可立就”的前景所吸引，答应受降，“遂籍三万六千与人，悉劳遣归农”，为了遣送顺利进行，陈奇瑜不但派人遣送“义军”返回陕北老家，还“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还不准沿途官兵邀截生事，就这么自己把未来必将掀翻大明朝的流寇们送出了生天。
流寇们“既出战斗，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等到闰八月十九日，陈奇瑜“驰至凤翔，亲见贼骑充斥”，这才“悔为所误”，方“分兵守御”，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流寇又再一次于陕西、四川等地活跃起来。
刚刚才放下对宣大方面危局关心的崇祯皇帝，接到奏报后，勃然大怒，先是逮捕了宝鸡知县李嘉彦、凤翔乡官孙鹏等五十余人，随后又逮捕了陕西巡抚练国事，最后又罢免了陈奇瑜，用洪承畴取代了陈奇瑜的五省（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
只是，洪承畴还来不及上任，“义军”便留下以李自成部为主的少量力量继续在陕西坚持外，其余大踏步的东进，跳出了官军的战略包围网----当然，并非是有明确的战略意识，而是意识到明军在兵力上的窘迫，自动寻隙罢了----挺进了湖广、河南。
后来有人对此记载道：“贼乃分期军为三：一向庆阳、一驱郧阳、一出关赴河南；赴郧阳者二十万，前哨报犯郧、津，而后队未发汉南······郧客兵尽行，所留不过二千余人，无以御贼······贼势飘忽，蹂均、光，踏随、枣，汉江水浅，策马径渡，上自荆门、下及黄（州）德（安）······无不躏焉；其河南之贼有分为三，从商东抵渑池者为过天星、闯王，从商南趋河（南）、汝（州）者为老回回，从洛南、上津逾郧阳徐家庙抵邓州者为横天王、九条龙，共七十二营······”
“世子爷，今年本藩在河南、湖广的王庄，大部分全完了。”赵鲁语气沉重的向朱由崧报告道。“即便在流寇攻击下暂时保住了收获，也没办法送来洛阳了。”
朱由崧知道情况比赵鲁说的更严重，因为接下来湖广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凤阳淮安等地也会遭到流寇的袭击，届时福王府名下的王庄极有可能全军覆没了，所以，接下来，他得靠小琉球和虾夷地的王庄反哺国内了，但这种反哺是相当有限的，毕竟，小琉球和虾夷地还需要为接纳新屯户留下足够的粮食，不能涸泽而渔。
此外，受到影响的还不单单是王庄这块，洛阳城外的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