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十二月，孤军深入的贵州明军王三善部，在粮援不济的情况下，被迫焚烧了在大方一线的营地，然后退兵返回贵阳，但此时安邦彦率兵实施尾随追击，致使断后的明军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等相继战死。
此后，贵州明军被追击而来的安邦彦部叛军围困在了距离贵阳尚有五百里外的黔西山区之中，一时进退不得；此时，由于粮秣即将食尽，军无斗志，所以，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危局，王三善接受了之前水西降将陈其愚的建议，由小路绕行返回贵阳。
然而，陈其愚乃是安邦彦之前派往明军营中的诈降者，因此从小路突围的王三善很快把自己送到了安邦彦叛军的伏击圈中，最终，王三善被俘被杀，贵州明军只有极少部分突围返回了贵阳，其余大部战死在了黔西山区之中。
得到贵州方面的急报，北京的东林党人气急败坏，当即拿掉了见死不救的杨述中的总督职务，调支持东林党的郧阳巡抚蔡复一接任贵州巡抚，继续主持消灭安邦彦及奢崇明两部叛军的军事行动。
可现在的问题是，贵州明军的脊梁骨已经被打断了，即便神仙来了也改变不了敌强我弱的局面，所以，匆匆赶到贵阳接任的蔡复一，只能与临时主持贵州军务的军务总理鲁钦一起，暂时维持贵州现有局面，进而无可奈何的与忐忑不安的贵阳军民一起，等待新的援军的到来。
而在明廷抽调新的援军抵达之前，安邦彦和被川中明军驱赶到水西的奢崇明的势力又重新扩张起来，安邦彦随即自称“四裔大长老”，奢崇明也自号为“大梁王”，于是，西南的局面再次糜烂了······
对于明廷来说，天启四年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的年份，这不，西南局面恶化的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杭州这边又闹起了兵变----天启四年正月，杭州谋诸生（秀才）家张灯结彩，准备欢庆元宵，结果不慎失火，引燃了房屋；当一众邻里正在着急救火时，杭州前卫的士兵发动了兵变；当时，有一名杨姓的把总试图阻拦乱军，但却被作乱的士兵们“悬之高竿，欲以弓矢毙之”，好在，海防都司名下的两名游击出面安抚和犒赏，这才把乱兵劝下，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只是，杭州兵变及其解决的消息刚刚传到北京，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地就开始连续地震，等拖到了二月三十日，更是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滦州（滦县）地震。
并留下了，“滦州大震，坏庐舍无数，地裂涌水异物”、“乐亭旧铺庄，地裂涌黑水，高尺余”、“迁安声如巨雷，塌坏城垣民舍无数”、“卢龙震倒官民房舍甚多”、“京城内宫殿动摇有声，铜缸之水腾波震荡”的明确记载。
而且这场地震的余震不断，有的一日二、三震的，如东安便有“辰巳时地震，至申时又震，从乾起有声”的记录，又如迁安有“一日数十震”的记录，但更多的地方，诸如卢龙、滦州等地的余震一直持续了四十多日，才告安稳。
而到了当年的三月初二日，京师又连续地震三次，并留下了“大城地累震，屋瓦动摇，夜不敢寝，多有露宿者；东光地大震物皆摇动；昌黎、新安、真定府、蓟州、遵化、玉田、河间府、保定府、天津三卫，以东山东临邑、德平、海丰、武定州（惠民）等二十余州县皆震”的可怕后续。
既然地震了，那就得救灾啊，可是明廷现在南北东三个方向用兵，花钱跟流水一样，哪来钱救灾啊，所以，为了从哪里搞来钱应对恶劣的时局，东林党人便提出了一个增加盐课的提案。
根据这个提案，全国一共要增加60多万两的盐课，对此，三党残余极度不满，与东林党人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是的，沿海省份私盐泛滥，盐课加的再多，也不会特别影响老百姓吃盐，可对于内陆省份，尤其是湖广、河南等地来说，盐课一加，食盐的价格就暴涨了，这是对民生极其不利的，所以，楚党对此极力反对，而处于同气连枝的关系，齐党、浙党等反东林的势力也一起对东林党开火，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让东林党人很是头疼。
东林党理所当然的认为，三党残余是借助了宫廷的力量，因此他们面对的不是什么三党残余而是新生的阉党，于是乎，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魏忠贤、王体乾等宫中大裆。
恰好此时，司礼监关于要求各地守备和镇守太监盯紧商税，积极收税的布置泄露出来----这是肯定的，一方面宫中并没有清理干净王安的余党，这些人还在与东林党人暗通曲款；而另一方面，各地镇守太监、守备太监，也对司礼监这个严厉的计划有所不满，因此，真要按照司礼监的计划，万一税真的收不齐北京要的数字，他们若要想抱住自己的位置，那就得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兜底了；两方面能以各自渠道把相关消息传到了东林党的耳里。
东林党方面顿时大怒起来，阉党是要对他们釜底抽薪啊！
没错，东林党早年的几个**都是中小地主出身，按道理，他们是不应该反对这份针对豪商巨贾的收税计划的，但事实上，任何组织都会在一段时间后发生蜕变，就以东林党为例，当李三才、侯恂、钱谦益这样的家世深厚之辈跻身东林党后，东林党就不知不觉中成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