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夹击后金的策略失败之后，熊廷弼的态度趋向于保守，与主张积极进取的王化贞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烈，而在大明朝堂这边，虽然天启帝已经前后向辽东拨付了数百万的内帑，但如今内库和国库一样都已经空乏，所以也迫不及待的希望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平息辽东的危机，故此，朝堂这边的态度便自然而然的倾向于了主张对后金实施进攻的王化贞这边。
于是，王化贞“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而熊廷弼的奏请则“事多龃龉”；到最后更是出现了，作为下属的王化贞统领广宁周边十四万明军（实数大约10~11万），而身为长官的熊廷弼手中只有5000人的尴尬局面。
但王化贞属于那种口号喊得很响，实际没有办事能力的官，其在任上“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并还幻想着“以不战取全胜”。
甚至在天启二年正月初六那天，王化贞还上疏说：“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
而在同一份奏疏里，王化贞还故意给熊廷弼下套，说什么：“臣又愿与经臣约，怒蛙可式，无摧战士之气，劳薪可念，无灰任事之心······”
在王化贞这篇堂堂皇皇的大话蛊惑下，以王化贞座师叶向高为首的明廷高层不禁喜形于色，认为歼灭后金指日可待，便委于王化贞“便宜行事”的权力，彻底置熊廷弼于架空的状态，此时，大权在握的王化贞便布置部将，准备东渡辽河，进攻辽阳和沈阳。
然而，就在王化贞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努尔哈赤也做好了进攻辽河以西地区的准备，这不，天启二年正月未过，后金便遣派五万军队渡河攻击要点西平堡。
王化贞问询，便派出总兵官刘渠、祁秉忠率军去救援西平堡，同时又派孙得功率广宁兵出援；然而在孙得功之后，刻意贬低后金战力以至于自己都相信了的王化贞并没有进一步增派援兵，这就让孙得功产生了王化贞故意要让自己送死的判断。
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刘、祁、孙三部援军抵达距离西平堡不远的平阳桥，结果与围点打援的后金军正面接战，刘、祁两部陷入苦战，但孙得功部却在与后金军稍一接触便不战而逃。
在逃回广宁的路上，孙得功得知刘渠和祁秉忠力战而死，生怕回到城中被拿问的他便一面派亲信联络后金、准备投降，一面又在抵达广宁时率部高喊后金军已至城下、“军民宜早剃发归顺”的口号，导致了“一城轰然、争夺门走”的乱局。
此时，若是王化贞能出面稳定人心，组织城内部队镇之以静的话，广宁未必会轻易失守，但王化贞却仓皇的抢先逃出广宁城，如此一来，城内大军便在无人主持大局的情况下，一哄而散了；而此时，孙得功派去联络后金方面的信使根本还没有与后金方面接触上，直到两天后，屯兵沙岭一线休整的后金军才姗然的开入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广宁城······
王化贞一直逃到闾阳驿才遇到听闻警训后率部赶来的熊廷弼。
两人见面之后，许是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悲惨局面，亦或是为辽兵不堪一战、辽事再度恶化而担心，王化贞当场大哭了起来。
见状，一贯嘴臭的熊廷弼却冷笑道：“六万众一举荡平辽阳，今竟如何？”
无言以对的王化贞掩面长叹，许久之后，为了减轻自己失败的罪责的王化贞便试着跟熊廷弼商议如何保守宁远与前屯地区，对此，熊廷弼却道：“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
是的，宁远和广宁前屯千户所此时的城防很差，军队又因为战败而失去了战斗意志，此时根本是守不住辽西走廊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壁清野，把剩下的六、七万军队和十余万辽民尽可能的带回山海关一线去。
王化贞对此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此时他的威信扫地，再也无法对抗熊廷弼的决定，再加上肝胆俱裂的军队将领们一致拥护熊廷弼的主张，所以，大撤退的计划就此落实了下去。
好在熊廷弼事情也没有做绝，所以看着同为文官的面上，熊廷弼把自己带来的，尚且还有组织的5000明军交给王化贞断后，然后尽焚积余及房屋建筑，并填满水井后，带着背井离乡的十几万军民，一步一回头的退往了关内。
后金兵没有想到熊廷弼会如此果决，因此等他们打扫完平阳桥战场、接收了广宁周边乞降的城寨后，重新展开追击时，却发现了一片焦土，没有能从大明军民口中夺取粮食辎重充当补给的后金军无力追击，便重新退回了辽河以东。
从后金军追击未果的现实来看，熊廷弼果断撤退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后金还没有国力染指辽河以西地区，因此只要留出足够的缓冲地带，后金军直接越过数百公里的无人区，进攻山海关的可能性不大，明军完全可以在山海关经过充分训练和整顿后，再图谋北上，如此，明廷的经济压力也会有所减轻的。
然而，熊廷弼的主张更多的只是从战术上，而且是辽东一地的战术上做了考虑，事实上，即便仅仅是为了大明朝的脸面，朝臣们也没办法接受在自己手上丢失关外全部土地的责任，更不要说一旦退守山海关，就没办法阻止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