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吵吵嚷嚷的，为了是不是要加征辽饷争论不休，但后金这边却不会因为大明朝廷没有得出结果就在一边干看着，保持什么君子风度。
这不，当年七月，后金军又破鸦鹘关而入，进犯清河城，清河城守将，参将邹储贤、援辽游击张旆等一众兵将战死沙场，清河城失陷，周围近万百姓被后金掠走。
相关消息传到北京，大明的朝臣们这才意识到，后金正在有条不紊的实施寇边计划，用掠走的汉民增加自身的农业生产能力，用夺自明军的甲胄和兵器武装自身军队，所以，不能再给后金发育的机会了。
既然大家有了共识，那么关于是不是要征收辽饷的争议就此有了结果----明廷决定自明年起征收辽饷，预征额度为每亩加派白银3厘5毫。
钱既然有了“着落”，各地明军便开始源源不断的调往辽东。
日后在《明神宗实录》里，兵部尚书黄嘉善在奏疏里记录了兵力征调的情况：（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甲寅）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拔外，实在仅两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辽镇召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
不过除了千里迢迢从延安、宁夏、甘肃、固原等地调兵以外，明廷还派人前往朝鲜调集军队参战。
之所以连朝鲜军队都要调集，一方面是，三大征中的朝鲜之战结束后，为了防备日军可能的再次入侵，朝鲜军队的面貌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战斗力相较壬辰战争前有了极大的提高，或可以配合明军作战。
而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丽军只要越过鸭绿江就能攻入后金腹地，其补给线比明军短了许多，有利于合围作战。
但更关键的是，调动朝鲜军队，不用大明的军费，可以节省宝贵的资金。
既然兵也有了，那接下来一步就是选将了----大明在英宗之后，以文御武已经是常态了，所以哪怕一些指挥还是需要由武官来负责，但最高指挥权却只能掌握在文官手中----故此，所谓的将，那必须是一名高级文官。
可是因为三大征之后多年的国内和平，所以到了万历四十六年，曾经有军事经验的文官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所以明廷经过廷推，提名杨镐出任辽东方面的总指挥官----辽东经略。
经略并不明会典上明确的职官，事实上，这个词是动词，“经营军务负责攻略”的缩写，也因此，经略与巡抚、总督、督师一样都不是正式的官职，而是某种兼职，具体显示这位经略品级和权力的，还是他自身原有的职务。
一般来说，巡抚不太有兵部加衔，总督会有兵部侍郎的加衔，而地位在总督之上的经略则肯定有兵部侍郎及都察院的管弦在身，至于督师，那身份就更高了，必须有兵部尚书的加衔，而廷臣们这次廷推的杨镐，身上就有兵部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头衔。
即杨镐是以兵部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经略”辽东军务的。
说到杨镐这个人，倒也是河南人，跟原大学士沈鲤的关系很近，也参加过朝鲜之战，但问题是在朝鲜之战中的表现不好，不但有蔚州大败，而且还虚报过战功，因此曾经受到明廷的处分，那么为什么这次廷推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难道是明廷一个能打的文官都选不出来了吗？
其实并非如此，偌大个大明，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能打的文官多少能找出一两个的，譬如熊廷弼就是其中合适的一员，而近十年来，担任辽东巡抚一直也有赵楫、张悌、李炳、杨镐、张涛、郭光复、李维翰等七人，为什么不选他们呢？
但问题是，张悌此时跟万历皇帝闹意见，致仕回乡了；郭光复意见死于任上不用考虑；赵楫是因为著名的宽奠六堡事件被罢，李炳因为长定堡失事被罢，李维翰正是抚顺失陷待罪人，都不可能；而张涛任内发生了努尔哈赤质子事件，这个事后来被认为是严重的战略误判，再加上本人年纪也大了，在四十六年年底就死了，也不可能。
所以这么一排下来，最有可能产生经略的历任辽东巡抚，不就只剩一个杨镐了吗。
那熊廷弼为什么不可能呢？
一个很荒谬的原因。
时任翰林院简讨的丁绍轼公开宣称“今日辽之屡败，果无人乎？今则所倚靠者止有熊廷弼一人而已矣。嗟乎，廷弼诚可恃也，而堂堂天朝岂祗靠一人之力乎？”
对，就是堂堂天朝不可仰仗一人，所以，熊廷弼便被排除在外了----当然，熊廷弼的资历较杨镐差了不少，也是关键。
既然连熊廷弼都被排除了，可不就只有杨镐可选了吗？
也有人会说，未必一定要找了解辽东的，这样选择范围不是大了吗？
之所以不选择不了解辽东的文官，原因也监督，因为没有时间给这位了解辽东了。
同样是在日后编撰的《明神宗实录》里，记录了当时作为内阁首辅的方从哲的论述：“自奴酋入犯，抚顺失守，各城堡敢战之将、精锐之兵，皆为总兵调去，同时陷没，所遗者不过守城军士耳。败报一闻，人人胆丧，即固守且不能必，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