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主诞后的1582年出生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布雷西亚，父亲是一位伯爵，少年时曾长期生活在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16岁时进入著名的安东尼神学院学习，3年后，我毕业加入了耶稣会，主诞后的1602年，我进入帕尔马学院学习哲学，此后，我又进入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学习。”
“在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博洛尼亚的教会学校教授过三年人文科学，期间，我获得了司祭的神职，不过，我坚定的人为，我的未来不在欧罗巴，所以，我反复向耶稣会申请赴海外传教，并最终获得了批准。”
“主诞后的1609年，我离开罗马，经里斯本前往东方，经过数个月艰辛的海上旅程，我抵达了印度的果阿，在果阿，我了解到耶稣会在神秘而又繁荣的东方传教受阻，于是我离开了果阿，满怀信心的来到了濠境。”
“但是正如耶稣会的前辈一样，我在明帝国也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帝国政府并不允许我进入帝国内地，所以，我只能暂时在濠境逗留，一面在耶稣会的学校中教授数学，一面学习这个帝国的语言。”
“期间，我曾经和冯·斯皮尔额教士一起试图乘船沿那条名为‘珠’的大河进入明帝国内陆，不过很不幸的是，我们雇佣的船主向明帝国政府检举了我们，因此，我和冯·斯皮尔额教士拘押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一度被关押在牢房之内，耶稣会筹措了好大一笔钱，才赎回了我们，但明政府还是给予了我和冯·斯皮尔额教士严厉的警告，若是我们再次不经批准进入帝国内陆的话，我们会被帝国政府砍掉脑袋的。”
“不得已，我只能继续在濠境担任数学教师，籍此偿还耶稣会代付的赎金，并希望以此获得耶稣会的推荐，能得以合法的进入这个东方大帝国。”
“在濠境工作时，我取了一个明帝国式的名字，叫做艾儒略，艾是al的发音，儒是明帝国最大的宗教儒教，略，据说是智慧的意思，并得到了一个字，‘思及’，即思想所能抵达的地方，是的，明帝国上层社会中的人，一般都有好几个名字，其中名是父母给的，字是尊贵者赐予的，号是自己起的，刚刚来明帝国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其中的分别，我也是一样，闹了不少的笑话，幸好大家都知道我是外国人，对此很是宽容。”
“在濠境工作一年半后，受益于耶稣会的努力，进入明帝国内部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拿到许可的我，一路经广州府、韶州府北上湖广，然后沿长江东行，抵达了帝国的第二首都南京，一路上，我见到了无数繁荣的大城市，也见到了一些凋敝的乡村，人民或富裕，或贫穷，这与我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了解到的东方之地，完全不同，显然更加真实。”
“因为我通晓希伯来语，所以抵达南京后没多久，我受龙华民、庞迪我等早期进入明帝国的教会同仁的委托，前往大河以南省的首府开封，与当地的犹太人后裔进行联系，以便能获取他们保存下来的早期希伯来语经书，但是很遗憾，这些犹太人后裔已经不会说希伯来语了，对于我的来意，他们也非常的怀疑，并因此拒绝将其保留下来的经书资料让我抄译。”
“任务失败的我，只能离开开封这座城市，然后顺着明帝国最大的人工运河，继续北上，直至抵达帝国的第一首都。”
“在明帝国的第一首都，我通过熊三拔神父，与明帝国几名中高级官员建立了友谊，其中有一位叫徐光启的，在数学上的天赋令我吃惊，当然，除了徐光启以外，我所认识的明帝国的官员都经过良好的教育，都很聪明，能够迅速理解我所说的欧洲数学，我们进行了有异的沟通，只是，其中大部分人只愿意听我聊数学以及旅途的经历，并不愿意接受主的教诲，所以，我的传教工作一直进展不大，颇让我有些失望。”
“但熊三拔神父告诉我，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只有通过这些明帝国的官员以及拥有进士、举人、秀才这样学历的人的帮助，我和耶稣会才能在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伟大帝国完成传播主的光荣的任务。”
“遵循熊三拔神父的告诫，在徐光启从明帝国政府暂时离职的时候，我跟随他一起返回了明帝国的南方，并受命于耶稣会的指示，在一个名为扬州的繁华城市进行传教工作，在扬州，我获得了在东方传教的第一个成果，一个名叫马呈秀的帝国官员（注：同时也一名拥有等同于进士身份的高级学者）感受到了主的荣光，成为了主的信徒。”
“在马的影响下，他的亲人、朋友乃至奴仆，对主的教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一部分人也陆续成为了主的信徒，然而，正在扬州的传教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南京爆发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我只好匆忙离开扬州，暂时躲到了徐光启的家里。”
“我在徐光启家躲藏了大约五个月，随后又去了徐光启在杭州的朋友，一名叫杨廷筠的帝国官员及进士的家中躲避。”
“又过了两个月，徐光启派人送来信件，声称有一位皇帝陛下的孙子，目前担任河南国王的福王殿下的儿子，希望找一名负责数学方面教育的欧洲人士，问我愿不愿意前往洛阳，担任这个工作。”
“我和躲在杨廷筠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