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以为大理寺在地方上的机构在审案时会不会受到同级官府的干预，并不在大理寺地方衙门的级别上，而是要体现在《官律》的职责约定上，所以，他主张在道一级设立大理寺分寺，主官定正五品，在府一级设立大理寺支寺，主官定从六品（直隶州为正七品），在散州和县设立大理寺常驻法庭，主官为正八品（县为从八品）。
孙传庭刚想说什么，一名司值内侍走进来报告道：“皇爷，殿试的考卷送来了。”
这是要让朱由崧决定前十的名次，于是，朱由崧便停下与孙传庭、张国维两人的交谈，拿起送来的考卷观看，一边看，朱由崧一边命令道：“去从第四百二十卷至第三百二十卷、第三百十九卷至第二百二十卷、第二百十九卷至第一百二十卷、第一百十九卷至第十一卷中各取五卷来！”
取这些考卷，并不是朱由崧信不过马士英、钱谦益及一众同考官的判断，而是要看看这些考生是怎么回答自己拟定的《富之教之，本固邦宁》的主考题，也是要看看考官们是怎么抉择考生答案的。
“富之”、“教之”出自《论语·子路篇》，这段是这样写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后来这句话发展为了“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荀子卷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也有“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深刻为“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说白了，就是富裕了什么都好吧，而在今次考试中，则是朱由崧在问更定税制的理论依据。
而“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句，孔安国在《尚书传》解释为“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当然，孔安国搞的《古文尚书》一直受到质疑，认为是伪书，但截止到朱由崧当政，这并非是士林公认，所以朱由崧用《古文尚书》出题，并非是不可以的。
将“富之教之、本固邦宁”联系在一起，就是向世人宣告德化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支柱，求富、重教并举才是国家安定的基石，进而引申为，国家要变法求富，请贡士们给出理论上可以让世人接受的解释。
由于自己加量了，所以朱由崧阅读的速度很快，可以说一目十行，在这种速度下，又是没有句读之分的文章----目前翰林院和国子监已经根据朱由崧的旨意，要求庶吉士和监生使用句读来分割文章了，但要改变整个士林的习惯，还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肯定不可能看的很详细，所以，朱由崧只能看重点，觉得某句写的好，就做个标记，然后递给孙传庭和张国维看，通篇没有亮点，就直接放弃，饶是如此，粗看一遍，也花了大半个时辰。
等粗粗看完后，朱由崧把不喜欢的文章退了回去，然后清点了一下留在手中的考卷数量。
在发现入眼的仅有七份后，朱由崧跟身边的内侍交代道：“依照刚才的顺序，再各抽三卷来！”
内侍去还卷抽卷了，朱由崧则从孙传庭和张国维那拿来他们看完的几篇文章，重新读了起来，读了两篇后，朱由崧又粗看一遍新送来的十二份试卷，又从中抽出了两份他认为值得看的细看起来。
等把全部留下的九份考卷看完后，朱由崧摇了摇头：“虽有一两句雄言，但通体夸夸其谈者甚多，务本求实者不过寥寥！”
孙传庭笑道：“陛下，贡士未经仕途，不知道为官之难、国家之艰，因此只能炫耀文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年，臣等也是这么过来的！历练一番自然会有改观的！”
“但愿如此吧！”朱由崧只能矮子里挑大个的，在九份考卷中，挑了一份。“就定此子为甲首吧。”朱笔落下，己丑科状元头衔便落到湖北黄州士子彭佑文的头上，接下来朱由崧继续钦点了榜眼、探花、传胪，这才放下了笔，向一旁内侍交代道。“拿回去交给马先生，剩下的几分提到第五名至第九名之间。”
内侍捧着考卷退下了，朱由崧便跟孙传庭、张国维继续讨论起地方官制改制的草案来······
按下朱由崧这边不说，内侍把考卷拿回到马士英等人考官处，马士英以降的一众考官的脸色都不好看，这是因为，考官们推荐的前十名中，只有三人依旧留在前十的位置上，其余七人统统被朱由崧降到了十名以外，并且状元卷还是当初前十名中的第八、榜眼卷还是当初前十名中的第六，由此可知，朱由崧对考官们的判定是有不满的。
其他考官也就算了，但主考官马士英和副主考钱谦益此刻就有些坐如针毡了，没错，到了他们的位置，圣眷是非常重要的，可很显然，在这次会试中，他们揣摩上意是揣摩错了！
所以，马士英不得不叫做送卷的内侍：“侯公公，陛下有什么话要交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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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少监的侯蓬笑着对马士英道：“回马老先生的话，皇爷说虽有一两句雄言，但通体夸夸其谈者甚多，务本求实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