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由此拉开了覆灭明朝中央政权的最后一战。
二月初二，闯军攻克汾州；二月八日，闯军又攻克太原；接着又不战获得了忻州。
勇士营出身的山西总兵周遇吉在代州“凭城固守”，但很快因为粮尽而不得不退往宁武。
闯军步步紧逼，追踪至宁武，并包围和强攻宁武城，周遇吉部坚持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力尽”，闯军攻入宁武，将周遇吉俘虏并杀死。
三月一日，闯军抵达大同城下，大同总兵姜瓖开门投降，大同巡抚卫景瑷被俘后自杀，第十一代代王朱传【火齐】阖家上下被闯军杀死殆尽······
面对大举来攻的李自成部，崇祯皇帝便于当年二月中旬起命令百官、勋戚、内监捐银以解燃眉之急，但不管是官员、勋戚还是内监，都甚少有人肯捐献，“惟太康伯张国纪输至二万（银）”、“进爵为侯”。
甚至连周皇后的生父嘉定伯周奎也不肯解囊，后来周皇后解私囊五千两让周奎充脸面，谁曾想周奎居然还扣下二千两自用，仅仅向宫中捐输了三千两，周奎是没有钱吗？
答案是否定的，仅仅在二月初，周奎就派人在顺和店北京支店兑换了4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为此光手续费就交了38000多两，被闯军追赃助饷时还掏出了10多万两的现银和价值数十万两的“珍币（黄金和金银器）”。
而与之类似的还有第九代定国公徐允祯为首的其他的其他勋戚，这些勋戚赶在顺和店截止收银之前，先后兑换了超过170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自身府内还藏匿了近2000万两的金银，结果只能是便宜了闯军。
内监这边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这不，除了曹化淳、王永祚等少数地位太高、新朝肯定不会留用的内监各自捐银三五万两外，其余内监自以为到了新朝也能为新皇帝服务，所以，即不愿意掏钱助崇祯皇帝编练新军，也很少愿意南逃，进而也很少有人把银子变成飞票----明代太监多为北直隶人----更多的是想办法运往老家或埋在了自家私邸里，以至于顺和店从他们身上只搞到了不足50万两的金银。
其他文武官员大多是首鼠两端的，所以，为了双重押宝，他们也兑换了一些飞票作为后手，这部分银子大约是400万两的样子，因此，前前后后加起来，福王府仅飞票一项就从北京城运走了价值2200多万两金花银的金银----福王府还从密切控制的典当行、押钱铺里运走了大量的珍物----虽然还不如李自成日后在北京城收刮的那么多，但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了。
随后，为了运走这2200余万两银子----千斤大车共计运输了12次、1500车（包含典当行、押钱铺抵押高价的珍物）----朱由崧不但把路通标行目前在北方尚存的200多名标师、趟子手都派过去护卫，还通过前来存银开票的北京*权贵走通了京营的路子，让京营专门派出3000人进行护卫，这才压制住某些宵小的妄念，将这些财物安全运到天津装船出海（出了海，便有辽海分舰队接应和全程护航），运往济州储存。
而崇祯皇帝这边，由于既讨不到银子，也招不来勤王援军----崇祯皇帝下令勤王后，就唐通所部7000人于三月八日抵达北京，其余各部均未听命----所以，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只能再一次召集文武，就左中允李明睿提出的皇帝南下避祸以图兴复，留下阁臣辅助太子留守北京抗敌的奏疏进行讨论。
然而会议一开始，内阁首辅陈演就坚决反对李明睿的奏疏。
遭到首辅拒绝后，正二品左都御史李邦华站出提议“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南京）”,同时言明“臣与有识筹之已熟，惟上速图之”。
崇祯初次听到这个提案时，其实已然心动----天子留守北京以表明不放弃宗室陵寝，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后，便能有机会再寻求移驾南京----但正当崇祯皇帝准备赞同此议执行时，熟料从七品阶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竟站出来反驳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
一句话，诸臣拥戴太子南下，便是准备另立新君，有不臣、谋反之企图。
这句话一出，众臣若再站出来提议南迁便如同造反，所以当时无人再敢发声。
崇祯当即气得大骂“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骂完便拂袖退朝，但第三次南迁之议也就此再次搁置了。
三月三日，大同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再次于朝堂商讨南迁一事，李邦国和李明睿又一次提出了皇帝南迁和太子前往南京的两个方案，此时唯独少詹事项昱出声应和太子监军一事，其他重臣再无一人开口。
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决定以玉石俱焚之计逼迫大臣表态，就听崇祯厉声道：“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许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
大臣们见崇祯绝境之处，竟然试图胁迫众臣一起殉国，便转而支持太子南迁一事。
崇祯皇帝见状心中大恨，一时怒火兴起，遂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为由拒绝了让太子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