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十二年五月至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前，力量最大，对明廷威胁也越大的流寇武装要属张献忠部，因此，明廷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拿来镇压张部；此外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小秦王白贵等部也比较活跃；与这些“义军”相比，崇祯十一年十月后，因为战败而不得不退入人烟稀少的川、陕、楚边境活动达两年之久的李自成部甚少为人所知。
但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李自成部出秦岭伏牛山沿洛河谷地东进后，一路收编各地土寇、饥民----此时由于灾荒和满清入寇导致明廷的税赋制度日趋瓦解，各路明军的粮饷供应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所以，这一阶段，明军军纪败坏，所过镇集，每每纵兵抢劫，又经常性的杀良冒功，导致人民苦不堪言，这也加剧了局面的败坏和人心的背离----攻打尚有存粮的村寨，进而裹挟良民随军，于是乎，其队伍便迅速膨胀起来，很快拥有了“十几”万人的队伍。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二十日，李自成部一举攻下河南府宜阳县，杀死知县唐启奏；三天后，李部又攻克永宁县（洛宁），诛杀了世居住永宁的万安郡王朱采轻（金車巠）及王府中人三百余口，率部英勇抵抗的知县武大烈因被俘后不降，也被李自成虐杀······
“福王爷、福世子、颍上郡王、德庆郡王、方城郡王、西鄂郡王，吕老阁部、李中丞，洛阳周边各县的存粮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流寇当下已经有十数万人的规模了，因此哪怕是夺取了周边各县的所有存粮，他们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所有为了填饱肚子，末将以为，流寇的下一目标必然是洛阳城。”
永宁失陷的消息传到洛阳，河南府知府亢孟桧大惊失色，立刻拜会了正驻节在洛阳城中的河南巡抚李凤仙、河南总兵王绍禹，商议防守洛阳事务，但眼下府库中匮，想要守住洛阳，就必须由大户捐输粮秣助军，同时还需要城内大户协调组织百姓上城助战，因此，作为洛阳地头蛇的几家王府和士绅代表是绕不开的，所以，才有了今天福王府内的这场会商。
“洛阳城池，虽然城高坚固，易守难攻，但由于城墙太长了，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据守，而这正是目前官军所面临的不足。”
洛阳城周33里，是本时空中仅次于南北京的大明第三大城，但问题是，城墙越长，战时需要守卫的兵力也就越多，而现在洛阳守军却不足3000人，战时根本没办法将这么长的城墙守得周全的。
“之前福王爷、吕老阁部、李中丞与末将已经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朝廷速派援军，但兵要么被调往辽西应对建虏，要么被杨阁老调入四川湖广平定张献忠和罗汝才两部流寇了，即便朝廷还能抽调兵马来援，一时半会也很难抵达，需要我们自救。”
河南总兵王绍禹说到这，紧挨着他坐着的河南参政王胤昌接口道：“福王爷，福世子，几位郡王爷，还有吕老阁部，眼下局势紧迫，需要各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才能同舟共济，挽救洛阳之存亡。”
朱常洵眉头紧锁的看向朱由崧，朱由崧想了想说道：“大敌当前，本藩也不好不尽一分心力，这样吧，本藩出杂粮三千石、金花银三千两、绫罗绸缎三百匹、白布五十匹劳军，并遣仪卫三十人、青壮内监一百五十人助战。”
若是福王世子府一家出这么多人、财、物的的确不少了，但说成是福藩四府全部贡献，就明显有些少了，对此，因剿寇不力而以南京兵部尚书身份致仕、归居洛阳的吕维祺相劝道：“福王爷、福世子，此时不可怜惜财物，当以鼓舞军心为上啊！”
朱由崧苦笑道：“孤可以打开王府库藏让几位去看，实无多余之财物啊！”
在场的文臣武将自然是不信的，对此，福王朱常洵便指示朱由崧道：“世子，覆巢之下无完卵，时局既然如此，且倾府库而相助吧。”
朱由崧回应道：“那本藩就再拿三千石杂粮、一千五百两金花银、五百贯铜钱、两千斤腌腊肉、五十头活羊出来劳军助战。”
6000石杂粮市价也差不多9000两了，1000斤腌腊熏肉也值得7~800两，活羊现在洛阳城内5两一头，因此50头也有250两，至于绸缎和白布现在的市价有些低了，但350匹加起来至少150两总是有的，再加上4500两金花银、500贯铜钱的现钱，福藩等于总计拿出来15000两银子，再说少，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因此王胤昌、王绍禹起身向朱常洵行礼道：“臣下谢过福王爷解囊！”
见到福王府出血了，与会的方城王朱凤漱不得不忍痛道：“本府出白银二千两、铜钱三百贯、米面一千石，仪卫五人并青壮内监三十。”
朱凤漱是按福王府四分之一的量出资的，西鄂王朱凤凝自是有样学样，掏出了相当于3500两金花银的财物，至于士绅代表吕维祺则替全城士绅大包大揽道：“士绅这块，可以筹集银钱五万两、米麦八千石助军，并可协助洛阳县动员城内百姓上城助战······”
会议结束后，其余人都散去了，朱常洵父子则都留了下来，此时，就听福王说道：“老二、老三，你们回去收拾一下，都回王城来住吧，这样更安全一些，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