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西历1627年），岁在丁卯，当时，后金派遣阿敏率部征伐朝鲜，迫使朝鲜与后金结成“兄弟之国”，并开放义州中江与后金互市，日后每年向后金输送“岁币”。
但此后朝鲜与后金的关系并不融洽，两国外交摩擦集中于几下几个方面：
俘虏问题：尽管后金释放了丁卯之役中大部分朝鲜被掳人口，但仍有上万人被后金扣作人质，要求朝鲜或以后金逃人交换、或以米粮赎回，朝鲜被迫选择后者。
逃人问题：丁卯之役结束当年十二月，阿巴海就指责朝鲜不遣返后金逃到朝鲜的人员，朝鲜答以逃人所剩无几；崇祯四年（天聪五年、西历1631年）、崇祯六年（天聪七年、西历1633年），阿巴海又两度就逃人问题向朝鲜施压，朝鲜才遣返了部分后金逃人。
犯越问题：丁卯之役后，朝鲜边民屡屡越境采参，后金亦侵入朝鲜境内屠杀汉人难民，两国互相指责对方“犯越”，即非法入境。
开市问题：朝鲜自崇祯元年（天聪二年、西历1628年）同后金开市于义州，但在时间、价格、场所上多有争端，如原约为春秋开市，然而后金后来又要求夏季也开市，两国为此一直僵持；价格方面两国也按各自有利价格而争论；场所上，后金要求咸镜道会宁也开市，朝鲜坚持拖延不开。
岁币问题：阿巴海嫌弃朝鲜的礼物偷工减料，崇祯四年（天聪五年、西历1631年）朝鲜在春秋两次纳岁币时，皇太极都干脆拒绝接受；翌年，皇太极派人通知增加“岁币”种类和数额，李倧仅同意其新定数额的十分之一，以金银、牛角、倭剑等不是朝鲜的特产为由拒绝献出，其后两国互相指责背弃盟约，引发关系紧张。
当然，最要害的问题在于朝鲜在明金之间的暧昧关系，即朝鲜一面称臣明朝（事大）----朝鲜在丁卯之役后并未断绝同明朝的宗藩关系，仍旧遵奉明朝正朔，年年遣使渡海朝贡北京，明朝亦不时派遣敕使来朝鲜；此外，丁卯之役后第二年，后金层要求朝鲜提供船只以讨伐东江镇，李倧拖了三天才见后金使臣，然后对他们严正表示：“明国犹吾父也，抚我二百余年，今征我父之国，岂可相助以船？船殆不可借也！”----又一面与明的敌国后金修好（交邻），这就让后金方面有些忍无可忍了。
只是，当时后金的全部力量为明朝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所牵制，所以一时间也奈何表面尚且恭敬的朝鲜不得。
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西历1635年），获得了林丹汗之子额哲奉上的大元国玺的阿巴海意图称帝，便派人抵达朝鲜，要求朝鲜国王向皇太极劝进，结果引发朝鲜国内舆论的哗然----在中国历史上，称帝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象征着正统、正朔以及四方小国的臣服----成均馆儒生金寿弘率138人联名上疏，请求“斩虏使、焚虏书”。
没错，原本，朝鲜在丁卯年被后金按在地上摩擦后，就对被迫成为后金的“弟弟国”敢到十分委屈了，现在还要进一步矮化为对方的臣属，以“文明”屈事“野蛮”，自然是当时怀着“大明第一”、“老子第二”想法的“正经”朝鲜人所不愿意的。
然而不管朝鲜内部舆论如何喧嚣，但后金的实力远强于朝鲜，所以，朝鲜还是委委屈屈的派人参加了皇太极称帝的仪式；不过，朝鲜使者罗德宪、李廓明确拒绝在典礼上行跪拜之礼----言外之意就是不承认皇太极的皇帝身份，也不承认朝鲜是清朝的藩属----这下可就激怒了皇太极，因此他下令将两个使者驱逐出境。
在驱除罗德宪、李廓两名使节的同时，皇太极还给他们一封国书，内中以“大清皇帝”身份称呼朝鲜为“尔国”，并要求朝鲜国王立即送子弟为人质。
待罗、李两人在朝鲜朝堂上将这份国书的内容宣示于众后----其实，罗、李在回到朝鲜前就丢弃皇太极的国书，现在宣读的只是他们誊抄默记的内容，不排除有添油加醋的可能----朝鲜再次举国哗然。
清崇德元年（大明崇祯八年、西历1636年）六月十七日，李倧向清朝发出“檄书”，强调“败盟”责任在清方，两国关系濒临破裂。
按说这个时候，朝鲜应该加强戒备，防御清军可能的进攻，但问题是，朝鲜国内的党争可比大明厉害的的，因此哪怕是国家已经面临了被他国入侵的威胁了，朝鲜内部依旧有人“主和”、有人“斥和”，彼此无法形成合力。
最终，朝王李倧还是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决定维持与清朝“兄弟之国”的状态，所以他派出使者试图向清廷阐明朝鲜的态度，缓和双边关系。
可没成想，已经通过密探了解到朝鲜中枢动向的皇太极，拒绝接受朝使朴仁范等人所携国书，并对朝鲜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前送王子、大臣来“更定和议”，否则清军将“大举东抢”。
消息传回朝鲜后，朝王李倧痛苦地对臣下说道：“欲为守御之备，则形势如此；欲为羁縻之策，则名士辈皆曰不可。贼来而已，将如之何？”
这番话，表达了李倧既无力防备清军入侵、又面临斥和派（所谓“名士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