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门洞宽6米多，可通车马。这里是过去北京通往北部的通衢大道。云台门洞内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镌刻6种文字，布列两壁，形态各异，书法不同。内容为佛经及《造塔功德记》，为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其中早已知晓的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文字谁也不知为何种文字。
这种未知的文字在1870年被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12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过了13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难决断。为考证这种未知文字是何文种，英、法学者竟打了近20多年的笔墨官司。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已能识别出西夏文。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字介侯)，于嘉庆甲子年(1804年)在家乡武威养病。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拆开碑亭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然而张澍的重要发现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英、法学者在反复讨论时，早有张澍的现成答案。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1898年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
随着党项族逐步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逐步走上式微之路。明朝中期在保定所刻西夏文经幢，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文献，距创制西夏文的时间，已有460余年了。此后西夏文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死亡同时标志着一个曾叱咤风云的民族——党项族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