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捐出去，把一个厅级干部家庭过得还不如工薪阶层，这让徐天宇很是不能理解，他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
其实，徐天宇对爷爷所作所为的不理解，也是他对那个年代出生入死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人的不理解，更是对革命的志士仁人精神境界的不理解。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对金钱的欲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已经慢慢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思想滑坡虽然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我们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应试教育对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不重视或缺失，不能不让人担心啊！
徐天宇在心灵深处的呐喊，让他再一次想起赵婉芬老人，她虽然言语不多，但却透出一个理，就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把她和自己爷爷放在一起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就是我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时候而被忽略掉了或是丢失了。
现在想起爷爷，应该是一种心灵感应，也许是自己在心灵上的忏悔。徐天宇突然感到一种释然，还是回家当面给爷爷认错吧！
徐天宇重新启动快进键，脑海中的电影又继续放映，一张张影像一闪而过，突然他关闭了快进键，按下了搜索键，他想看看爸爸，爸爸现在怎么样了？
徐天宇的爸爸叫徐邦明，他瘦高个，漫长脸，头发稀少，两鬓斑白，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常常带着温和而又严肃的神情。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初中毕业时响应号召到农村落户了，本来他是干部子弟，又是独生子女，不该下放的，但他仍怀着一颗红心献人民的雄心报名走了，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叶，才获得招工名额，进了县机械厂当一名机修工。后来经中间人撮合，与县纺织厂的一名从小一起长大的挡车女工孙尚莲结婚，育有一子。再后来企业效益差，工资发不出，徐邦明不得不四处打零工，维持家庭生计。再再后来政策放宽了，他也开始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直过着拮据的日子。
徐天宇的爸爸一个人撑起这个家，真的不容易，本指望儿子大学毕业能有个稳定工作，帮他分担一点，可惜儿子跑得连影子都见不到，真是儿大不由爹呀！徐天宇感到惭愧，只顾自己任性而为，没有体会到父母的感受，真是一个不肖子孙。
徐天宇又在脑海中按了搜索键，他看到了妈妈。妈妈孙尚莲，年轻时是美女，是厂花，但因她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当时没有人敢娶她。徐天宇只知道外公姓孙，但具体叫什么他就不知道了，他也从来不敢问妈妈，怕妈妈提起外公又会伤心落泪。
但是，徐天宇知道他外公当年是个小军官，后来随上司率部起义，再后来就安排在全育县农林局的一个林场工作，这期间结识了食堂一位女服务员，产生感情后，经组织批准结了婚，生育了独生女儿，就是后来徐天宇的妈妈孙尚莲。
因徐天宇的外公在林场工作表现较好，又能写会算，不久就被调到县农林局机关的后勤股工作，全家也都搬到县城农林局家属院居住，正好与刚从部队转业到全育县任副县长兼农林局局长的徐天宇的爷爷徐荣光住在一个大院内，成为了同事加邻居。那时，孙尚莲比徐邦明小五岁，经常跟在徐邦明的屁股后面玩，一直玩到徐邦明下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一天夜里，徐天宇的外公突然消失了，下落不明，工资停发，他家的生活当即困难起来，只能靠政府救济以及徐天宇爷爷的资助来维持生活。实际上，当时徐天宇爷爷徐荣光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却要养活五口人，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确实不易。后来两个孩子先后毕业到农村了，家庭的负担才相对轻一点。再后来徐邦明也进厂当了工人，有了工资，家里生活就好多了。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徐荣光也从县政协主席的职位上离休了，妈妈孙尚莲也回城安排了工作，爸爸和妈妈当时结婚时家庭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虽然添了两个孩子（还收养了一个女儿），而家庭生活还算平稳。但是，随着企业效益下滑，工厂也时常发不出工资，家庭生活又困难起来。而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又因原来在纺织厂长期站立工作，被查出得了严重腰肌劳损和股骨头坏死病，举全家之力治疗，但因缺钱，只能在本县医院医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最后还是残废了。妈妈含辛茹苦几十年，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徐天宇感到自己这个做儿子的没有尽到责任，枉为人子。
客车终于到站了，这是徐天宇最熟悉的车站，他下车出站，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坐上后直奔县农林家属院。下了车，徐天宇付了十块钱车费没让找钱，就提着大包小包进了家门。
徐天宇家住的是独家小院，占据了大院的东南角，坐北朝南五间大瓦房，西侧是面东的三间平房，院内青砖铺地，有各种花草树木，院门向外开，出入不用走大院的大门。前些年按照国家政策，居住的公房都进行了房改，现在房屋的产权已属于爷爷和爸爸两家所有。可能是因为到了中午时分，小院内阳光灿烂，家人怕被太阳晒，都躲在了屋里。
“我回来了。”徐天宇双手提着物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