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开篇曾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作为统御三河并北疆六州的高氏来说,其内部同样派系丛生。
但最重要的还是围绕晋阳与洛阳两个权力中心,或者说高欢与高澄父子而产生的派别之分,这也是军政二元的特殊制度下所出现的必然结果。
直至太昌六年(公元537年)高澄于晋阳归权以后,彻底收获高欢信任,才得以在他的允许下,与晋阳派系接触。
哪怕高澄在洛阳拥有自己的文武班底,对于晋阳元老们,依旧需要折节下交,对于偌大的关东来说,单靠他在洛阳培养的心腹来治理,远远不够。
所幸,高澄在晋阳与一众元老的交流可谓轻松加愉快。
信都建义以前,高欢才受封渤海王,高澄便被确立为世子地位,又因过早参与军政大事,这些年立下赫赫功勋,高氏并不存在继承人争议。
尤其是高欢将儿子们送往洛阳由高澄教养,这么明显的信号下,自然也不会有人再去投注其余诸子。
原时空中,高澄虽然严厉打击鲜卑勋贵,却也只有侯景脑子缺根弦,喊出:‘高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
侯景坐镇河南十余年,仅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举城响应,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鲜卑勋贵借侯景反叛一事猛烈抨击曾打压他们的崔暹,认为是崔暹逼迫过甚,才最终逼反了侯景,请求杀崔暹以谢天下,一如七国之乱,汉景帝诛杀晁错故事,可谓群情激愤。
然而只需陈元康对高澄一番言语,坚定其信念,鲜卑勋贵们骤然爆发出的多年积怨,还是被轻易压下。
原主接班以前,于军事尚未有建树,吞并淮南也是在其掌权以后,尚且有如此威信,而小高王十年来,无论军政,皆是功勋卓著,硕果累累,更使晋阳勋贵信服,韩贤只是其中之一。
韩贤是幸运的,若无高澄这只蝴蝶煽动翅膀,他会在三年前受命平定洛州民乱,打扫战场时被躲藏在尸首中的乱民砍断小腿,故而殒命。
因高澄的出现,东魏并未迁都邺城,不存在改司州为洛州,再改相州为司州的操作,有高澄亲自坐镇,更不可能有洛州民乱需要韩贤忙活。
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高澄能够间接救下韩贤,却改变不了广宁系领袖人物蔡俊的命运,就如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姨父段荣、部将源子恭病逝一般,蔡俊于四年前,即太昌五年(536年)病逝,年仅42岁。
作为最早追随高欢的非亲族成员,随同他一起参加杜洛周义军的蔡俊收获持节、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书令、司空公的身后哀荣。
但蔡俊的死,无可避免的宣告以他与潘乐、韩贤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广宁系影响力走向衰落。
背靠大树好乘凉,抱团本就是人之常情,蔡俊的去世,韩贤自然需要再寻助力。
于是,受高澄委派,担任辽州刺史,执掌两万盐兵的张亮走进了韩贤的视野,这才有了高欢计划寻人观察盐兵素质,韩贤请命出行。
受限于军政二元的明确划分,不止高澄难以接触晋阳文武,除非是娄昭、窦泰、厍狄干、段荣等亲族,否则晋阳将领们同样难以与洛阳群体接触。
这也是慕容俨的际遇传回晋阳,惹得人人称羡的原由,只是去柔然迎一趟亲,便轻易将自己的职务关系由晋阳转去洛阳。如今高氏依旧以高欢为主,但谁都确信,未来属于高澄,而且以高欢近来的身体状况,这个未来,并不会太过久远。
韩贤来到龙城以后,他的热乎劲也让张亮暗自犹疑:
当年我在相府幕府时,与他虽时常见面,可关系也没好到这个份上吧。
高澄已经发来命令让他领军南下,张亮自然唯命是从,盐兵们虽不舍家眷留在龙城,但有张亮出面解释,只是暂时驻防,终于打起了精神随张亮启程。
行至邺城城外,张亮还在犹豫是否要入城拜谒,却见相伴南下的韩贤又打马而来,原来高欢两日前已经出发往洛阳去了。
相州刺史杜弼望着城外绕道而走的两万盐兵,心有余悸,他如今看见这些大头兵心里便觉着慌得很,这一切都源于前些时日对高欢的劝谏。
这些年高澄大肆打击贪腐,但他与高欢早有约定,不会波及军中大将。
杜弼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他见不得这些军中大将贪婪无度却又能逍遥法外,于是趁着高欢巡幸邺城,向他请求在军中反贪。
这不是杜弼第一次对高欢进言,高氏刚得关东不久,便以滋生贪腐乱象,杜弼曾在晋阳建言高欢反腐,高欢与他耐心解释道:
‘宇文泰在关西以重利引将领,萧衍在江南以礼乐吸引士大夫,我如果急于严肃纲纪法律,恐怕将领都会投奔黑獭,读书人都去投奔萧衍,我还靠什么建立国家?你暂且等一下,我不会忘掉这些的。’
其实不止东魏,西魏也存在贪腐现象,南梁更是泛滥,毕竟后世曾有谚语总结:千里为官只为财。
高欢上一次并没有蒙骗杜弼,高澄在洛阳大肆打击贪腐,也是得了高欢的大力支持。
只是这一次杜弼希望将打击目标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