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为贱籍，自己乃至后世子孙，都再也没有参加科举、出人头地的机会。
非走投无路之人，绝对不会想做小商小贩。
要是在这些底层的小商小贩身上征重税，不是把人家最后的活命希望都给断了么。
当然，商业之中，也有极为暴利的行业。
比如说盐、铁、茶叶、战马买卖等。
但在大明建国初期，这些行业都掌握在朝廷手中，压根就不需要去征税。
朱元璋一开始的对于商业的设想，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暴利的盐铁行业若是一直握在朝廷手中，那大明财政也不至于彻底崩溃。
问题就出在这些行业太过于暴利上。
因为来钱太快太轻松，而老朱家自朱元璋时代起，就有着对皇族子孙待遇特别优渥的传统。
每一代皇帝，都有好些个子孙，除了继承皇位的人之外，其他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外出就藩时，当老爹的皇帝总是觉得对自己的子孙亏欠了，因此除了给封地，给田地外，很多原本属于朝廷的产业，也就一并给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大明历代的皇帝，总是担心自己外出就藩那些儿子钱不够花，变着法儿的给他们找生财之路。
就拿万历朝来说，万历皇帝本来是打算废掉太子，把江山传给自己最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
在一众东林党朝臣与皇宫内外的坚持下，废不废太子的争论足足持续了几十年。
历史上把这叫做“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荒诞国事，也与这国本之争有天大关系。
最后士族与朝臣获得了胜利，坚守住了祖制与“礼法”，福王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阳。
最爱的儿子没能继承皇位，万历皇帝越想越觉得亏欠，除了在洛阳那儿，不断加封福王朱常洵的封地外。
还把洛阳所在河南全省尚处在朝廷控制下的矿山、盐田乃至山林，都封给了福王。
不断封赏之下，可以说整个河南的财富，半数以上都到了朱常洵手中。
这位福王朱常洵也足够长寿，富甲天下享受了大半辈子荣华富贵，一直活到了李自成大起义的时候。
闯军攻破洛阳，把这位富得流油的王爷直接炖了一锅“福禄汤”，震惊整个大明。
其实不只是被皇帝特别宠爱的藩王子孙，一般的王爷只要外出就藩时，只要去爹妈面前哭一哭，还是能捞到不少好处的。
就比如朱由榔那便宜老爹，虽得到万历神宗皇帝的宠爱不多，但挥泪离开京师前往湖南就藩时，同样获得了大量的矿山与产业。
如果不是时局崩得太快，自己这一支在湖南没过上多少年安生日子，父兄在王府内帑中留给朱由榔的银子，不知道还要翻多少倍。
总而言之，朱元璋在开国时，对小商小贩们不忍下手，导致大明自始至终就没有成体系的商赋。
商业中真正的暴利行业，在历代的封赏下，早就从臃肿庞大的皇族手中流失殆尽。
或是皇族不想经营，直接把这些产业变卖；或是某位王爷打算笼络人心，把自己手下的某项产业送了出去。
天长日久，商人这个集体，也随着皇族与士族，一起做大起来，成为了手握大明海量财富的存在。
而且这还仅限于盐铁等暴利行业。
除传统的资源垄断型暴利商业外，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本被朱元璋看不起的“小商小贩”，也在不断成长壮大。
从事草原贸易的晋商，动辄坐拥几千架水力纺织机的浙商，丝绸远销各地的蜀商，专门帮忙倒卖盐铁的徽商。
以及两广这儿，通过钻海禁空子，在庞大的海外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十三行…
可以说，在商赋未成体系，几乎等同于士族贵胄一样，有着“免税”特权的大商人们。
除了参加不了科举，成为不了达官显贵外，财富的积累上，丝毫不弱于任何一家士族。
陈邦彦此时提出的“商赋”，瞬时间便绕开了“均田赋”这个雷区，为朝廷开源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在商业极为发达的两广，此策若是实施得当，必然能稳住朝廷无税无钱的尴尬局面。
但朱由榔还是忍不住要在心底轻微的叹息一声。
计策是好，但如今的局势，实施的基础还是远远不足。
若是在这崇祯爷前期，大明朝廷余力尚足，开始着手构建商业赋税体系，那肯定能挽回财政崩溃江山危亡的悲剧。
但从他煤山上吊之后，贸然征收商税，也是很要命的举动。
原因很简单，以商业为基础的商贾巨富们，已然成为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势力。
单以朱由榔如今的实力，别说在两广了，就算是在潮州一地开始征收商赋，都会引来无穷的动乱。
都已经习惯了多年“免税”特权的商人们，怎么可能对一个根基不稳的新朝廷，乖乖贡献出一大块利益来。
真要这么做了，不只是商人们会想方设法的造反，搞事，恐怕与满清主动联系的“带路党”，瞬间会多无数倍。
如今的士族贵胄，皆是以自我利益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