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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四九章 一分钱难倒天子(三)(1 / 3)

“众卿之言,或为民请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闷了一声,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便转过身,不再说话,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

淮河的清水、黄河的浊水,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

认为构建的大堤、水闸、泄洪道、冲刷闸,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问题?

前朝治水之义,以保祖陵为上、保漕运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区别?

若不是祖陵不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便是祖陵不在这,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来知道,漕运、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只要保证了漕运,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淦说,自己不是鸵鸟,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

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二十年前,提及海运,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是“危险、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是脆弱的后颈皮,一旦被人切断航道,南北分裂”之类的声音。

凡提海运者,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

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

到现在,至少,嘴上反对海运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为,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

当那些“为国为社稷”的大道理讲不通后,这些反对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当南洋问题、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钱还不够。

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只是说荷兰政变。但皇帝也知道,根据刘钰的战略,政变这一步做完,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

只要谈妥,钱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

当初刘钰的承诺,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现在看来,似乎比预想的要高。

垄断费、股本生息分红、官窑瓷器专卖、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单单这几样钱,便不止了。

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拍着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各地节度使乱战,必有“石敬瑭”之辈,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视之如外,能守则征赋税、不能守则退诸南洋,无有前朝扬、奴乱之虞,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

如果一切顺利,三五年内,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

皇帝心想,只要有钱,这淮河,怎么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换个两淮复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当初江苏节度使的上书就说的很清楚。

黄淮地区,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顺的中央集权能保证的情况下,黄淮地区最多就是为王前驱。

除非大顺的集权烂到跟蒙元一样,小吏锤杀省级官员封闭漕运假装钦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烂到这种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黄淮出帝王。

但是,黄淮糜烂,为王前驱,引出的问题却多。尤其是如果不改运河为海运的情况下。

历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南北之分。

这里阻隔南北,又关乎运河。到时候,或南方督抚日强、若别处再有起义,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员砸在黄淮,怕是要出大事。

黄淮,恰在南北中间,加上运河,若以人论,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医手、脚疼医脚,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废掉,全身都使不上劲儿。

自宋以降,中华历朝就像是一个腰被砸伤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气,现在病恹恹的,腰都没劲,哪还有力气?

问题在哪?

江苏节度使看来,问题就在漕运上。

如果天下太平,这还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钱粮?

南方的钱粮是不是得经过运河?

运河是不是有将近十倍的损耗?

运河的损耗是不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来补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损是不是要催发起义?

起义是不是会截断漕运让问题更严重?

漕运糜烂,是不是打仗也要出问题?

当然,江苏节度使不能用“起义”二字,用的是叛乱、民变、愚民被人所用等词汇。

到时候,外患引发内忧、内忧引发内乱,纵然黄淮地处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镇压,最多只能为王前驱,成不得事。

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一旦是个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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