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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章 混乱、曙光(1 / 3)

色楞格河畔唇枪舌剑尔虞我诈之时,齐国公的奏折也已经加急飞奔回了京城。

大军还没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干重臣已经先行回京。

北方大胜的消息已经传遍,虽然还没有彻底结束,还不到告太庙的时候,皇帝借机吹嘘自己指挥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尽皆知。

一时间马屁四起,李淦说不出的受用,更为在意的军中威望也是大涨了一波。

齐国公的急奏一到,上面固然说内帑密约,但这种事也不可能不和诸臣商议。

禁城天佑殿,大顺天佑殿军国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阁臣们赐座。

军国平章事,听起来仿佛宰相,着实霸气,但实际上距离宰相还差了十条街。

前朝内阁阁臣就自己说过,所谓阁臣首辅,不过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诸曹之权,实则不过一秘书耳。

大顺开国时候的第一批平章军国事们叛的叛、死的死,实无开府之能。到如今几经变革,权责渐渐明确平衡。

为了控制官员选拔,把吏部文选司从吏政府中剥离升格为文谕院,又增添了一些其余部门隶属于天佑殿。

天佑殿实际上比前朝内阁多了一些监察权和人事权,不过平章军国事们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无直接控制权,天佑殿的实际头目还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内,连带加衔的平章军国事一共六位。

一个是勋贵出身,加权将军;一个是武德宫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举出来的。

但这四个人又是不同的学派,互相之间都看不顺眼,至少看起来在皇帝面前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大顺官方意图推行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作为官方意识。

但理学心学传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乱,如今还处在一个“破而未立”的阶段。

批判理学的多了,可是却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阳明那样的大儒破而后立。

大顺太祖西安建制的时候,东林五虎将之一的惠世扬主持了废八股而专取策论的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复京城、李来亨定江南后,大顺的第一场正规殿试的策论,标志着新朝的风向。

策论题目选自《论语》,也很简单。

“管仲非仁者与?”

策论题目一出,那些嗅觉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风向。

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内圣啊,甚至品出来一丝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乱,整个江南的儒学风气都产生了种种反思和变革。

效伯夷叔齐,自然不食周粟。

子孙后代可以当官,自己却是不干的,这是传统气节。文丞相也不妨碍亲族兄长子侄投元啊,只要自己为前朝尽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为前朝尽忠,自然要把明末为什么混成这个惨样思索一番。

总得有人出来背锅。

衍圣公府都因为剃发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后人不背锅,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锅了。

于是王阳明就先把这个大锅背了起来。

一时间对他的评价,简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了。

和王安石相提并论,在宋明时节,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人祸乱天下了。

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于明末文人“空谈心性、不干正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以为此是明末乱局的根源。

顾炎武说的还客气的,说以一个人改变天下的风气,宋时有王安石的新学,今有王阳明的良知。想要拨乱世反诸正,只能待后来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气,称呼王阳明为“江左王氏”,说他阳儒阴佛、诬圣邪说。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

王安石的评价,一直都是人品过硬、才能过硬,但是带坏了风气。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一脉相承,认可其水平,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释。

舆论渐渐转向,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可有想让背锅的,就有想让其不背的。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放纵主义,道德沦丧等等问题。

物极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应该加大道德主义,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还应该加强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一部分人又想着“以耶补儒”,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我还打不过佛教吗?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

于是有人提出,所谓佛教,就是天主教东传后的变种。三位一体,和佛家三佛是一样的。

化身佛,佛陀为了度脱世间众生,随缘教化、随应三界六道等情况显现的变化之身。其实,就是耶稣,也是一样在人间行走。法身佛,即为圣父;报身佛,即为圣灵。

顺带着,又用佛家不杀生,质问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过根深蒂固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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