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呢，无非在考验官员是否作为的问题，看他们是不是心口如一，是不是心无杂念，身体力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而朝觐考课，是切实关乎官吏利益的事。人非圣贤，涉及生死攸关、富贵荣华，谁又能真正看得开？
那什么是“朝觐考课”呢？
这是皇帝勒定的一种考察地方官吏的制度。最初是每年年末，各地的封疆大吏都找进京，接受吏部、都察院的考核。
洪武十八年时，则该为三年一朝觐。吏部、都察院会将考场的结果分成三等：称职、平常、不称。
别以为，分完就没事了。更让官吏们挂不住脸的还在后面-例如朝觐的宴赏制度。
凡是称职者赐坐而宴，平常者站立而宴，不称者则在宴会厅门外站立，看着别人吃，对于不称职者，耻辱仅仅是开始。
觐宴后，吏部会根据上谕及定制，颁布处分。轻则勒令致仕，且不在享受朝廷供给的俸禄、粮米，自谋生路。重则以身家性命相抵，不仅要处死个人，全家还要充军，财产抄没。
是以，对于官员来说，天灾也好、人祸也罢，都没有朝觐考课重要，毕竟关系他们身家性命的事。
朱雄英皱着眉头问道：“照你的所说，此事与张贞、陈蠡，脱不了关系了？”
洪武十八年，皇帝命致仕水军左卫镇抚张贞，为湖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处州卫所镇抚陈蠡，为右布政使。
他们都是追随皇帝多年的老将了，且在湖广任上多年，出了这样的事，都察院发个行文，让湖广布政司派员查察也就是了。
可奇怪的很，张贞、陈蠡却回文称，此事系清缴积欠产生的纠葛，常德府、龙阳县也是有苦难言。完不成赋税，那考课之年也就没法过了。
凌汉当然不可能听两位布政使一面之词，他一边派人到常德府调查，一边亲自去户部调档。
根据户部所载：洪武九年，龙阳县编户二十九里，也就是三千一百九十户。就算按每户十口来算，也不过三万余人。前元时，元廷规定的赋税总额是三万七千石，平均每人要交一石。
大明建国之后，其赋税额为明廷所因循。而为了保证赋税正常收益，朝廷颁行“以当上指”之策。也就是说，赋税是考核官员的重点。
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性命不保，所以地方官上任后，都是以催科都首务，对不交赋税的百姓，加以惩处。所以，张、陈两位布政使在行文中所说的，有一定的可信度。
户部官档可查，至洪武二十四年，龙阳县累计拖欠的田赋，就已经高达十万石，举县可谓债台高筑。
青文胜三封奏疏中，除了力陈常德府、龙阳县，催科害民，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以交赋税外，就是请朝廷减免税赋。
“是，在没有其他苛捐杂税的基础上，按照每年每人一石征收，赋税不高。但将历年积欠平摊进去，就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了。”
“一手握着王法，另一只握着账本，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对上对下，他们都有正当理由搪塞过去。”
说这话的时候，凌汉还瞧了一眼太孙的脸色。这催科可是朝廷允许的，尺度大小，也全由地方官吏自行其事。
都察院的御史到湖广后，两位布政使也是抱委屈，区区典史，未入流的小吏，没有府、县两级的文书，别说面君了，就算是布政使衙门也进不去。
而地方清缴积欠，争取一个定量的额度，是地方官的要务。争税就要有冲突，就要有人反对。如果，人人都不交税，那他们如何对朝廷的交待呢，如何保全自身的性命呢？
听到这，朱雄英敲了敲桉子，冷冷言道：“所以，他们就对百姓施加高压，打的打、关的关，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能远走他乡避税。”
“或者卖儿卖女、眼睁睁的看着老弱残疾者，在大灾之年活活饿死？”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们为了保证赋税，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官位，不得不他娘的逼着百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朝廷是要清缴积欠，可没让他们在大灾之年清缴吧，就因为所谓考课，有个光鲜的成绩单，他们还真是一点底线都不顾了？钻空子，钻出人命了，还嘴硬呢，脸都不要了？
《大明律》说的清楚：若迎车架，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
是，朱雄英承认，在洪武朝，有些民众为地方官吏利用，甚至出现许多以歌功颂德或，故意报复为手段，趁机诬陷他人的情况，击登闻鼓的人可谓鱼龙混杂。
所以皇帝又加以限制，凡到京申述之人，不问所告之人、之事原由如此，击鼓者皆要发往云南充军。
青文胜是官吏，他不会不知道这条规矩；而其擅离职守，即便有冤要申，先被治罪的也只能是他，且奏疏也不一定能递到皇帝面前。
但常德府所制定的三年清缴计划，明显超出了所治地百姓承受的极限。青文胜也是逼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才在击鼓后自缢的。
“臣今日来，有四事进谏。”，话间，凌汉从袖子里套出一份奏疏，呈给朱雄英。
其一，常德府、龙阳县的桉子，要深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