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或许会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桃阳市，舒舒服服过一辈子，而不用在那个年龄段还背井离乡，远赴异地去讨生活。
郑台长与吉局长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丝网，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但根源在谁？这无从考究，也没有意义再探讨。我曾在广电局家属楼院子里见过吉局长几面，想到给他送酒送烟时的难堪场面，我总是不好意思低着头匆匆擦肩而过。我猜他每次出入院子遇见曾经的下属，心情肯定也是同样复杂，只不过心态与大家不一样而已。时隔不久，他搬离了院子，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当中了。
市局一把手下去了，由二把手暂时主持工作。经市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撤销市经济电视台，设备和固定资产合并到市电视台，人员解散的原则是“复员”，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没有“根基”的新进人员，划归到系统内的广播电视器材公司，特殊人员和特殊情况再另行商议安排。
我有些难办，不是我不乐意回到市电台，是电台的文台长和马副台长会对我的重新回归，持什么态度？不是我心眼小或格局不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我担心自己送上门“被侮辱”，且再次沦落到“孤家寡人、四面楚歌”的边缘化境地，我不在乎脸面，是考虑有没有立足之地的问题。
事不宜迟，我找到市电视台雷副台长，他由原广告部主任升职了，分管广告部。我向他申请，想趁这次合并的机会，进入市电视台继续做广告业务。雷副台长对我有所了解，知道我是经他爸（老雷局长）从通镇调上来的，有故乡情结做铺垫，加上董总公司最初投放的电视广告，是我直接找他洽谈的，他对我的广告策划能力和文字水平是认可的，还有我在市经济电视台的广告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雷副台长对我申请调入市电视台广告部的想法，持欢迎态度，还说，经他提议，市电视台准备成立两个广告部，其中广告二部就是接手原经济电视台的所有广告业务，刚好可以由我来担任广告二部主任。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市经济电视台“黄”了，我“曲线”调进了市电视台。
四十七
我分期还清了董总的借款。董总的人造奶油生产线已启动了，经过无数次的调试和改善配比，产品开始进入市场推销，但这个过程很艰难，所以他更加忙碌起来。袁领导做了乡镇一把手，他有开不完的会和检查不完的工作，也是难得见一回面。
远在千里之外的何老师也在经历着大起大落的境况。他在南方浦海市电视台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得到了当地一位市领导的赏识，于是把他安排进了市规划局档案部门，准备过渡一下后，再从桃阳市办理正式调动手续，调入浦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本来前途一片光明，但问题就出在过渡期间。一次，他外出拍摄土地规划影像资料，中午在饭馆就餐时，锁在小车后备箱里的一部高档摄像机被人盗走了，虽然及时报案了，但浦海市是沿海开放城市，人员来往复杂，那时候没有“视频天网”，案件一时半会儿破不了。
鉴于那部高档摄像机价值不菲，如果没有处理意见，相关领导是无法交差的。但是何老师孤身一人在浦海市，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啊，况且手里不说是锅，连锅铲把都没有呢。好在何老师为人诚恳朴实，具有良好的人缘关系，再者这不是个人的主观过错，属于“天灾人祸”，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何老师主动辞职了结此事。工作没了，何老师也在彷徨，是摆摊卖点小物件、还是当出租车司机？他正在思考中……
由于市场开放政策越来越灵活，个体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余红单位原有的独家经营优势不复存在，经营压力陡增，终于，实行下岗分流了。余红想竭力保住饭碗，选择接受分流，也就是拿着单位给的一点安置费，组织几位同事依然挂靠着原单位，另起炉灶，合伙做点生意。但做生意是需要头脑精明的，她明显落后于人家，生意是做上去了，最精明的那个人却把她们几个合作伙伴都排挤出来了。她不甘心，再去与人合伙开店倒腾服装，起早摸黑进货卖货，搞了一段时间，一算账，亏了，亏在哪里呢？算不出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折腾下去了，安心下岗算了，呆在家里总不会“亏”吧。
女儿在上小学，因为才解决“饥荒”不久，我们手头不宽裕，所以女儿只能选择一般学校就读。如果上市里的实验小学，一要关系，二要家庭条件，光是对老师的“回访与探望”这一项，就令我望而却步。因此，我会以同样的理由向同事或朋友解释：孩子小，离家近，上下学方便。但是看到院子里的同龄小孩，大都选择了实验小学就读，我又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而感到羞愧。
电视台的广告专职人员，没有底薪和生活费发放，做一笔广告业务就拿一笔提成，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不劳没得的原则。我不但要拼命做广告业务，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还要力求上进，积极向组织靠拢，于是我向台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是电视台广告二部主任，是台里的中层干部，我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广告业务，还要给下属人员出主意想办法，带领大家冲刺整个部室的全年任务。原来是台与台之间竞争，合并后是人与人之间竞争，发生广告业务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