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专制独裁的封建体制里,最令人莫可奈何的风险,总是一次又一次无可避免的不断发生。
先帝隆庆爷六年而崩,当今皇上万历九岁登基,首辅张居正继续当国佐政,延续这个政策。但人没有不老不死的,正如孩子没有不长大的。
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盛年猝亡。当今皇上却已卓然成年,“政”又毫无意外地再一次随“人”而转。
万历爷方掌大权,便全盘推翻张居正所主持的一切新政。张首辅**无不“身没”、“名秽”、“家毁”、“族亡”,下场没有一个不是黯淡凄凉。
其他新政措施的废止都暂且莫论,但就单单再次开始“海禁”这一项,就无疑是对此地民生经济,再一次给予了致命的重击,百业再次快速萧条退却,繁荣就又成了供人凭吊的昨日黄花。
这样一个权力来自于父祖血脉传承的皇权结构里,万历皇上似乎也没有对其父皇的开关政策稍有批判,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旨恢复“海禁”,但力主开关的“新党”已经全数消灭殆尽,皇上对前朝新政的态度也当然是不言可喻的。
更何况,大明律令:“私出外境下海者,杖一百。人口、军器下海者纹。走泄情事者斩”的法律条文,依旧明列于法典之中。而“片板不得入海”的基本国策,更是开国太祖爷诏旨颁行的。在一切皆揣摩上意的前提之上,在“依法行政”的要求之下,“海禁”在各个地方,又大张旗鼓地死灰复燃。
不,之后的海禁是更变本加利的。
只因为海上贸易的庞大利益,已经再次被看见。“利益”,才是海禁再起的真正主要原因。只可惜这利益,不是民生百姓、国家民族的大利,而是在腐败政体之中,被贪官污吏、豪绅财阀等少数人所垄断的私利。
在人治的体制里,“法”似乎从来都不被视为奉行的圭臬,充其量不过是治理的工具罢了。而此时的“法”,更已沦落成统治结构谋求私利、中饱私囊的手段。此时,不管是中央大员或是地方官吏,心心念念的无非就是,如何将海上贸易的庞大利益,全然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之前长达两百年的海禁,一度让海外市场对中土商品,与国内市场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都已渐渐淡化,让南洋航线往来的船只逐渐萎缩,虽然一切都从未曾真正停止过,但至少表面上是趋于没落的。
但“隆庆开关”之后,市场的需求再次被唤醒,南洋航道上热络的景况更胜往昔。
再次兴起的海禁,钻了当初这些禁令的一个空子,就是禁海令中所真正禁止的,并非所有的海上活动,而是旨在禁止“私人”进行。
简言之,当初圣意乃是可由皇家朝廷为之,就如成祖永乐年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宣扬国威,此等史上最盛大的海上活动,便不在禁海令的禁制之列。
有了如此先例,无异于开了扇巧门,所以不是不能海上贸易,而是所有海上贸易都必须让官府插上一手,而插这一手的目的,绝不是吃饱没事找事做,无非是想从中谋取私利,而且官家出的这一手,手笔之大绝对骇人听闻。
地方官府执行海禁,对这些官员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一旦有了“海禁”的这一法宝在手,等于就拥有了管控市场供需的阀门,必要时加大羁捕力道,便会造成市场货源短缺、商人囤积居奇,如此商品价格立即就会飙涨,反之亦然。
如此,控制这些商品能不能进出?能进出多少?何时能进出?的大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些官员府吏根本无需自己进行买卖,只要选择何时、如何、是否严格执法,就足以让自己富可敌国。
当然,也有些手段比较拙劣的官吏,会贩卖些海上贸易的特许权利,或是巧立名目课征些苛捐杂税,这些人看似更加恶劣,不过深入来看,他们多是鲁愚之辈,没有真正发现“海禁”此一法宝的绝妙之要点。
好处还不只这些,海上贸易的商品有进有出,另一方面无数珍奇异宝也从海外搜集而来,腐败不会只局限于局部,贪婪之心必会将腐败扩散至整个官僚系统,而此扩散的媒介,便是这些海外奇珍。
物以稀为贵,没见过的宝贝才够珍贵,而足够珍贵的宝贝,正是打通朝中达官显要,拢络宫中总管宦臣的关键之物,也正是这些地方官吏,求取显达发达的途径。
如此一来,朝廷虽未明旨恢复海禁,但地方上的官员,却无不争相依法行政,执行起海禁之卖力,绝对是更胜过往许多。
话说回来,李贽的祖父便是赶上了那段“隆庆开关”十余年,所带出来海上商贸的高潮,泉州城的荣景也曾经短暂昙花一现。
于此期间,李贽祖父出海跑船,往返于泉州与呼鲁模斯国*间,并娶了当地一个女子为妻。
所以,李贽的祖母,乃是一个拥有高挺鼻梁、深邃眼眸,不折不扣的波斯姑娘。
到了李贽父辈这一代,一方面因祖父业已致富;另一方面加上海禁又起,不想再与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永无止尽虚与委蛇下去,于是便选择不再出海为商,成为了一位标准的读书人,在泉州南门外榕桥附近,开设起一家私塾,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业。
李贽七岁起,便随父亲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