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起他来：“正如我之前和殿下所说，殿下大概是由妇人发蒙，所以骨节虽有，却过于姿媚。好在教导你的妇人也是个心性刚毅之人，只要骨节尚存，就可以从这种书学藩篱中脱出……”
他在纸上也写了个“永”字，用的是碑体，气势雄浑，望之生畏。
“殿下年幼，笔力不足，可将纸贴在墙上，悬腕习之。待回头我为殿下写几本字帖，你细细临摹，便可改掉字迹中阴柔寡断之气。”
陆凡扫了刘凌一眼，有些像是不经意般地建议着：“妇人困于闺阁之中，见识毕竟有限，殿下最好不要太过倚仗妇人，以免性格优柔寡断，或是心性拘泥于争斗之中，未免不够磊落。”
刘凌有些想解释冷宫里的太妃们都是性格磊落之人，却又牢记着不能暴露太妃们的存在，所以话到了嘴边，最后又咽了回去。
陆凡教刘凌略微写了几个字，便跪坐在地上，让刘凌跪坐于他下首，开始正经地和他说起外面的大势。
陆凡半点也不避讳自己的野心，也不轻视刘凌年幼，而是像是同龄人一般，细细告诉他如今士林、后戚和寒门的关系，他又为何如此潦倒，情愿自污而活。
原来昔年高祖建国，深感人才不足，数次下达招贤令，可召来的依旧是当地大族、世家豪门的子弟，寒门人才极难出头。
由于书籍被大的家族收藏，寒门子弟难以承担购买书籍和笔墨纸砚的费用，只能纷纷吸依附于大家族来学习，就算日后有了出身，也很难脱掉身上“门客”的印记。
但寒门接触底层，对民间疾苦极为了解，又通晓世间百态，做事务实，很受高祖的欣赏，士族和后戚出身的贵族大多喜欢清贵又有实权的职位，处理实务的能力往往不如寒门出身的官员。
渐渐的，官和“吏”的区别越来越大，高祖在深深忧心的同时，也在各地渐渐建起书院，并重修国子监，广纳天下寒士读书。
薛家便是在那个时候名扬天下，因为是薛家的先祖、国子监第一任的祭酒提出了“科举取士”的千字奏言，希望皇帝能开科取士，取可用之才造福社稷。
然而士族和后戚造成的壁垒，远比高祖想象的要厚的多。科举取士到了后来，便成了地方上选取推荐名额，由书院、大德、官员各选学子，再进京入试，算是瓜分了当官的渠道。
但至少有书院、大德这两条路走，寒门子弟还是比以前容易的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进入朝廷，摆脱了只能为“吏”的尴尬局面。
到了后来几位皇帝时，寒门、后戚大族和士族已经有了一种非常好的平衡。寒门通过士族开设的书院、私塾、或收入门下进行学习，然后得到书院或有实力的家族进行推荐进行科举，真正有才的人能够进入朝廷，然后通过联姻或者互相帮助的方法再和权贵进行身份上的转变，最终齐心协力地辅佐君王。
这中间任何一环打破，整个平衡都会失调。
例如寒门得不到士族的帮助，便不可能进学，但士族的名气，却是通过培养了多少个“士”而得到提升的；
得到了士族的帮助进学，却没有有力之人的推荐，那也无法科举。相反，一旦你举荐了一个真正的人才，你便是他的伯乐，很多在地方上一辈子都没办法回到中枢的官员，全是靠师生举荐的情谊被投桃报李；
而权贵家族即使要联姻，也不可能和没有出身的饭桶联姻，能最终通过层层科举站在金殿上的，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和他们联姻，自然而然的大浪淘沙，重新让家族吸收更好的人才、生出更优秀的后代，不至于全变成近亲结婚而生出的废物，断了家族的延续。
因为高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很长一段时间，权贵并不以和寒门出身的新贵联姻而觉得丢人，一直干政的后戚因为士林与寒门的联手，在这方面也会有所收敛；
士族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虽不干权，但以自己的言行指引着天下的学子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武，有“武士”；在文，有“文士”；在官，有“士大夫”，各行其道，虽不完美，却稳若泰山。
但到了恵帝以后，他的爱财使得很多有钱人也显达了起来，后戚之中出现了商人，微妙的打破了平衡。
譬如恵帝时，原本想要做些什么都要通过大臣们“允许”才能有钱使的恵帝，因为得到了商人们的资助，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必管户部里有没有钱、内库够不够用。
这使得老牌的权贵们有些恐慌，拼命收紧手中的权利，同时对商人们厌恶至极，士族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商人诱使皇帝不遵从“仁道”而是以满足“私欲”为先，显然进入了‘邪道’。
商人们缺乏认同感，就拼命资助寒门、拉拢后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寒门学子开始不通过士族、书院的门路也能够晋升，便打破了这种平衡。
这使得恵帝之后的皇帝对寒门和后戚又产生了危机感。尤其是宫变时，后戚们能得到将门的帮助，甚至有私财装备私兵，这些都是让君权惧怕之事。
加之士族领袖的薛门损失惨重，士林的大儒们对进入朝廷或是参与政治的心思越来越淡，有的愤而隐居，有的不理世事只埋头学问，书院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