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那么说吧，重点关注对象。”袁姐说。
我忽然对这位一直都很贴心的，很信赖的领导有了些意见，不知道是因为她刚才没有喝刘天朗递来的水，还是因为她现在要我把他当做是一个“重点关注对象”，我没说话。
袁姐看了看我，像是猜到了我的想法一样，并没有再继续这个议题。
第二天上班，低保户的录入系统发来消息，我们社区里的有两个家庭整体收入超出了标准 ，要停止发放低保了。其中一户在我负责的网格里，我马上给那家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低保要停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当天下午就问信找来，跟我说生活如何不已，负担怎么重，要求我可怜可怜他们家，要我重新发放低保。我不得不从一个重要的报表中抽身出来，跟她解释，低保跟全社会的报税系统都是联网的，无论是数据还是政策标准都不能修改，更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您让我怎么帮您呢？
老太太苦求我一个多小时，见实在没用，呸了一声走了，临走时给我留下一句话：“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没长心吗？”
我就硬生生地接了这一句，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愣了好一会儿，被人这么说觉得心里怪难受的：我才不是没长心的人呢，正相反，我心比谁都软，我比谁都有人情味儿，我小时候跟小朋友分橘子苹果都是自己吃小的一半给别人大的，我现在长大了别人的事情只要是求到我，我都尽着自己的能力去办绝不含糊，可是在社区里工作日久，我发现你要不要投入感情，就好像我爸给我姥姥做菜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放盐一样，放多了怕她高血压受不了，放少了又怕没有味儿她不爱吃，老年人营养跟不上。干我们这行，别人的家事是你的公事，你不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不投入感情，别说像我这样快干一年的了，连坚持一 个月的耐心恐怕都没有；可是如果太过感情用事，那也不能公平公正的完成工作，或者执行政策。
我对刘天朗心怀同样的矛盾。人怕接触，接触多了，了解多了，总是难免共情，我去过他工作的发廊，他生活的小窝棚，我把他从去外地的大巴车上拽下来，陪着他送走他爸爸，还借给了他七千块钱，看见他痛哭流涕。在那些零散的片刻中，我能体会到他遭受的苦难，我可能不同情他吗？我又不是一个木头。可是同时，这个人还有另一面，也不可能被轻易抹去，他的爸爸烧掉了半边楼，欠着人命，他的性格里没有疯狂残忍的基因吗？他跟这个小区别的居民，他们之间没有仇恨的烙印吗？这谁能为他打包票呢？
怎么对待刘天朗让我左右为难。我既不想要跟他再有更多的接触，让自己更加同情这个命运多舛的男孩儿，也不想要像袁姐说的那样监视他，汇报他的动向。我跟他特意保持距离。
直到这一天，文具店的郭姐找上我，让我帮忙把房租退给天朗。
第二十章 （3）
之后我把袁姐让我重点关注刘天朗的事情从头到尾跟汪宁说了一遍，最后道：“我发现，我发现这事儿就跟，就跟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把会做的题先做了，但是难题并不会消失，还在那儿等着我呢。”
汪宁也是感同身受：“说得太对了。而且这道题就是你卷子上的，你也不可能把他给胡世奇或者杨哥去做。”
我看着桌上装着五千块现金的信封，是的，这钱我收下了，这活儿我也接了，但是后悔，没章法，忍不住挠头：“郭姐怎么就算得这么准，怎么就找上我了？”
“她是开店的。每天见多少人？要是不知道一件难事儿找谁能解决，找谁能办成，那她就干脆别做买卖了。”汪宁说。
“你是怎么想的？”我看着汪宁，“你讨厌刘天朗吗？”
汪宁好像对我这个问题感到有点意外。
“孙莹莹是火灾的受害者，你会因为她恨刘天朗吗？”我问得小心翼翼。
“我怎么想的… …不，我不会因为莹莹去讨厌或者恨刘天朗。我甚至觉得有些同意你，我觉得天朗当时才六岁，他也是那场大火的受害者。”汪宁认真地看着我。
我愣住了，觉得一颗摇摇晃晃的心像是被他轻轻地扶正了一下：小汪警官多善良多聪明呀，他说出我一直想说却表达不出来的话。
“但是我觉得袁姐是对的，她也是经验丰富。”汪宁看着我，“其实她那次家访，给刘 天朗推荐别处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她把刘天朗当做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不是说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他会像他爸一样还放火烧人，她是觉得这个小区的居民跟刘天朗之间的矛盾是历史造成的。从前的矛盾很难在现在这个时空里解开。而且这个矛盾是双向的。他对别人产生威胁。克俭小区的人会轻易原谅他吗？郭姐就是没直说是谁，房租都退了，宁可自己亏钱都不敢把房子租给刘天朗，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
“所以呢？”我眼巴巴地看着汪宁。
“解决不了的矛盾只能尽量绕开它走。”汪宁说，“袁姐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是能让刘天朗离开这里，不住在克俭小区，他也容易了，别人也心安。”
“… …原来如此。”
“咱们还是这样吧，先把这钱退给刘天朗，然后劝劝他走。”